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论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

1930年,由于历史语境的剧烈变化,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遭遇冷落的局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张天翼的小人物题材小说通过对新语境中国民性改造主题的观照与书写,以及在"向上爬"小人物形象身上实现的社会和文化批判,宣示了20世纪30年代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在场,这既是一种独立的姿态,又是一种给予民间大众话语的善意警示。     

论池莉小说对女性的现实指导

池莉,以＂新写实主义＂享誉文坛的女作家。她热切关注现实中的女性命运和生存困境,随着生活阅历和人生历练的增加,池莉对于女性的期待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她的作品切合时代脉搏,舒展女性生命的呼吸,以贴近女性的思想和行动对女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性。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探讨池莉小说对女性的现实指导。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以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为视角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意味着禁止将同一事实在定罪量刑中多次使用,但禁止对同一犯罪事实做同一层次、同一角度、同一侧面的重复评价。因此,根据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在江苏省,对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再次盗窃,且盗窃公私财物价值在人民币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对之前的盗窃前科仅应作为入罪门槛进行评价,不能既作为入罪门槛又评价为累犯。     

回归生命的死亡——毕淑敏小说的生命哲学

生命是万物存在的核心机制,人类世界永恒的话题。毕淑敏,一个人生经历坎坷、情感体会丰富的当代女性作家。年轻时候的西藏高原部队生活,二十多年的医生生涯,以及肩负父母的殷切希望和自身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促使她提笔创作小说。“医生的生涯给了我的写作以巨大的影响,我今后大概还会写许多以生命为背景的小说——(《将心比心》)毕淑敏的特殊人生     

20世纪乡土小说的创作形态及其新变

从1920年开始,20世纪的中国乡土小说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在不同文化思想的影响下,作家们秉承着不同的创作立场和创作方法,形成了乡土小说的多重创作形态.其中有鲁迅开创的文化批判型,茅盾为中坚的政治功利型,废名和沈从文倡导的文明怀旧型,还有赵树理为代表的乡村代言型.不同的创作形态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点,相互之间也构成了复杂的关系.90年代后,乡土小说创作形态呈现出新的发展和变异.     

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如何被滥用的？——以许霆盗窃案判决书为范例的分析

本文拟通过对广州中院前后两份判决书的分析,对许霆案所涉及的定罪理由、量刑情节、量刑程序等问题,进行反思性的讨论。通过对法院在许霆案中的裁判推理方式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讨论,本文不仅关注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诸多方面,而且还要以许霆案为范倒．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深层原因进行一定的反思。     

《流金岁月》中的那些法律事儿

前段时间,改编自亦舒同名小说、由刘诗诗和倪妮联袂主演的电视剧《流金岁月》热播。剧中,朱锁锁和蒋南孙是一对挚友,她们遍尝生活各种苦楚,经历了欺骗、负债、歧视、抛弃、离婚等,最终相互扶持着一步步成为成熟美丽的独立女性。这部剧中除了两位女主角令人感动和羡慕的友情之外,很多法律问题也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围棋与我（外一首）

已经十年我没有去见我的围棋老师我曾经向老师请缨为我们的网站写一篇有关围棋的小说网站早就倒了小说却没完成想想就有些愧疚 我无所事事的棋总是无中生有的争斗满腔的计谋浑身的力量还来不及施展就踩中自己布下的竹签正巧路过的老师见我印堂发黑满脸杀气向我伸出洁白的手     

立法与司法的互敬:对刑法酌定量刑情节的双重规范

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翔实地反映出一定阶段人们对立法成果的实践情况。刑事诉讼中审判方式变革的直接产物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当下量刑规范化的提倡,推进了量刑程序的改革。量刑情节作为萦绕量刑始终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从20世纪90年代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如今的量刑规范化的提倡,都是一种司法实践对立法规定的回应,立法及时又将产生良性的互动。这种互敬的对话模式是立法层面的反思,更是司法角度的自省。针对目前集中反映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问题,在有限思索的方寸间试以论述。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