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共犯认定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根据帮助取款行为的不同情况,帮助取款者既可能构成电信诈骗犯罪的共犯,也可能独立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诈骗行为既遂的判断应采“失控说”的标准,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者在诈骗罪既遂之前取款的,应构成帮助犯,在既遂之后取款的,不能构成帮助犯。在电信诈骗帮助犯认识因素的判断中,只要求帮助取款者认识到所取款项可能来源于犯罪活动即可,不要求认识到犯罪种类和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同时,电信诈骗帮助犯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存在诸多区别,不能将所有电信诈骗帮助取款行为均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充分发挥舆论宣传优势，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写在《大特区党风》出刊百期

在新世纪第一个红五月,《大特区党风》迎来了它的百期刊庆。自1993年在全国公开发行,八年多来,出刊百期,800万文字,3000篇文章,奏响了一支反腐倡廉的主旋律。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广大党员干部的关怀和爱护,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鼓励和帮助,广大读者的呵护和关心,犹如阳光雨露,滋润了《大特区党风》的成长与发展。     

网络暴力犯罪及其帮助行为的法律规制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短视频的兴起,网络暴力便有了良好的温床,侮辱诽谤型、网络谣言型和人肉搜索型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造成了诸多令人痛心的结果。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厘定网络暴力的界限和行为模式,准确认定群体性网络暴力中各参与者、帮助者的责任。网络暴力犯罪治理的路径选择有三：出台司法解释,增设“网络暴力罪”条款以及通过专门立法的形式。三种法律规制方法综合使用,能够对网络暴力行为形成全方位的有效治理。同时可以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坚持司法解释优先的原则,按步骤完成网络暴力行为的综合治理。     

认罪认罚案件中冤案防范的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就认罪认罚案件的审理判决程序进行明确规定,通常在被追诉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即进入刑事速裁程序,以此提高诉讼效率。文章以认罪认罚制度下刑事冤案的产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诉讼效率与司法公平之间的平衡性保持。分析认罪认罚案件审理程序当中出现的被追诉人知悉权丧失、认罪有效性司法审查弱化及法律援助机制无效化等问题,对刑事冤案防范机制提出相关建议：即实现证据开示规范化,保障被追诉人知悉权;完善认罪认罚审查机制,保障认罪供述的自愿性、合法性与真实性;完善值班律师制度,拓宽权利行使范围,以此维系司法公平。     

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考察

随着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加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权保障已经成为当代刑事诉讼制度演进的主流方向。为实现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促进辩护全程化实效化,须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有效的制度构建改造侦查阶段律师帮助制度,促使侦控方与辩护方力量平衡,实现程序公正与追求真实的有效结合。     

融入和帮助

拓展爱民固边战略的文化内涵，要从部队、群众、驻地党委政府三个方向着手。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相关问题研究——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

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为视域,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正犯化不应该被视为共犯从属性之突破,其从立法原意上、形式上及实质上均以被帮助者实行了网络犯罪为前提,其仍坚持共犯从属性之理论。网络犯罪帮助犯的成立,形式上增加"情节严重"之要求;实质上需以折衷说为基础结合危险分配理论、信赖利益原则、法益衡量等因素综合考量。原则上并未将中立帮助行为入罪,只有符合形式与实质之要素,方属可罚,故其并未扩大刑罚处罚之范围。     

律师沈锋:用法律的力量助人为乐

沈锋,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自己创办广东雅颂律师事务所、广东雅业律师事务所,主要负责民事、经济(包括国际贸易)案件的诉讼和咨询业务.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知名企业,沈锋都会一视同仁,全力为不同客户提供法律帮助.在沈锋的带领下,律所由最初的几个人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几百人,成为国内规模较大、水平一流的律所.     

浅议城市中低收入家庭住宅保障制度

住房问题是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近年来,商品房市场持续升温、价格暴涨,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确保低收入者住有所居,显得尤为重要。中共十七大明确要求,要完善我国的住房保障制度,着重解决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难"问题,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稳定、多元的公共住房保障,从而使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期待可能性的本质与妨害司法罪的认定

在法学上；法益尊重的可能性可以看成是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在哲学上，相对的意志自由可以看成是期待可能性的本质。在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窝藏、包庇罪和脱逃罪的成立中，期待可能性都能给予解释。在妨害司法罪的认定上，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接受和运用体现着一种司法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