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民众政治信任——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当地民众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关联机制在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提供较好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公共物品,而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相应的政府评价和信任。分税制改革后,其层层上收和驱赶效应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平衡状态,这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救援渔奴:东南亚各国开始行动

2015年4月3日,救援渔奴的消息开始在整个班吉纳村传播.这些饱经风霜的渔奴闻讯而来.他们披散着又长又油的头发,或从拖网渔船上奔涌而下,或从山林中跑出,冲向他们多年来唯一的梦想——自由.拿到政府发放的离开保护邀请后,他们立即冲回渔船、跳过围栏、穿过窗户,将仅有的一点儿个人物品装进塑料袋或小背包里,继而跑回码头.这些渔奴奔跑、拥抱、大笑,兴奋和解脱的激情在整个码头蔓延.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的规范解释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中的持有应当采取合目的扩大解释的立场,没有合法正当根据是其核心要义。当《刑法》明确区分储存和持有时,持有的范围应当限缩解释。在《刑法》没有区分时,应当将本罪中的持有理解为包括储存。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和持有假币罪等犯罪中的持有在司法认定上应当适度区分,前者不要求具有特定的目的,而后者通常具有使假币进入流通领域等目的,后者应当采取限缩解释。非法持有后宣扬,应当根据宣扬的对象和持有的对象关系作出区别处理,同一宗的对象,以及仅将非法持有的部分物品宣扬的,按照宣扬行为论处。非法持有和宣扬的物品属于不同宗时,存在数罪并罚的空间。在认定本罪明知时不宜过度强调行为人的智力等因素,应当并进一步细化司法解释中的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法则,并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重要性,以做出合理的解释。     

对盗窃空白支票骗购物品行为的定性

马某系无业人员,于1998年11月某深夜潜入某医药公司营业部,盗得空白支票1张,后用此空白支票骗购商品价值5万元,对马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空白转帐支票后,骗购到财物且支票上的款项已划拨的行为的定性没有什么异议,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此类案件定为盗窃罪是无疑的。但如果盗窃的支票为空头支票,行为人使用盗得空头支票骗购到物品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却有不同认识。许多同志认为由于支票是空头的,不具有支付结算功能,支票所有者并没…     

环境权实施机制模式研究

环境权的实施机制对于预防和解决环境问题,维护人类的环境利益具有实际意义,但现有的理论并没有为环境权的实施机制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成功模式,我们认为,环境资源的市场配置、政府环境公共物品的提供、环境权与传统权利冲突的解决以及程序性权利的完善与享有构成了环境权实施机制的主要框架。     

论公共物品政府供给的法律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共物品供给的缺失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不仅动摇了社会公众对改革的认同度，同时也导致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对我国当前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将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给予理论的反思与制度的重构。     

湖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研究

当前湖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一种单中心机制。它的特点主要是唯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制度外筹资机制,以及自上而下的公共产品决策机制;这种体制降低了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在国家取消农业税之后这种单一的机制不能适宜湖南各地农村的发展,确立富民强省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的发展,必须建立起新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国家的钱从哪里来

按照经济学的划分方法，我们把日常生活中人们所需要的物品或服务，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私人物品或服务。另一类叫做公共物品或服务。这一类消费或服务，依靠市场没法解决，必须由国家即政府出面解决。比如，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公共设施等，都是这类公共物品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