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问题

该书的《英文版作者序》中说：“这是一部探讨政治哲学和法理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著作。它探讨的理论问题有：什么是自由主义？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自由主义？我们是否应当对法律和道德持怀疑态度？如何定义集体繁荣？什么是解释？法律何以与其说是发明的事情，不如说是解释的事情？它也是一部探讨一些紧急政治问题的实践著作。     

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制度

证据交换制度无论是对于强化诉讼公正还是提高诉讼效率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外该制度司法实践的成功也表明了这一点。我国近来已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在民事诉讼中创建了该项制度的雏形，但还很不完善，在效力上也值得怀疑，因而很有必要进行重构。     

从绝对理想走向相对主义－论“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必须达到的要求或程度。诉讼证明的结果是裁判认定事实的依据和适用法律的前提,证明标准如何确定,是任何诉讼都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证明标准既决定着案件处理的宽严程度,同时还为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卸除证明责任提供客观依据。刑事证明标准不仅关系     

论“怀疑”的认识论意义——兼谈西方哲学中有关“怀疑”的论说

在西方哲学中,对“怀疑”的认识论意义有不少论说,其中有持否定态度的“目的论”、“唯意志论”和持肯定态度的“手段论”。受“手段论”者的思想启发,我们认为,“怀疑”是一个既是否定,也是创新的认识范畴;“怀疑”的认识论意义在于,“怀疑”是人类认识在不断突破和创新前人的思想和认识而不断逼近真理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促使了哲学新范式的开创和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保证。     

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探析──以证伪思维为视角

证伪思维具有科学性和批判性。我国现行的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明标准,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运用证实思维,忽视了排除案件疑点,应予以完善。移送审查起诉应确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该标准符合证伪思维的要求以及认识的模糊性原理和证明标准的层次性。为了保障"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施,在贯彻全面取证原则的前提下,应实行侦查部门与预审部门分立,在一定条件下,在侦查阶段扩大律师提前介入的范围。     

情态证据在熟人醉酒强奸案件中的审查运用

醉酒型强奸案件多发于熟人之间,在行为人不认罪的情况下,仅依靠直接证据往往难以定罪,需要围绕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事前、事中及事后的状态等间接证据综合分析。其中,行为人和被害人的表情、动作等细微情态,具有重要的辅助证明作用。案件审查过程中应注重对情态证据的全面分析,在保证证据合法性的前提下,审慎、客观、结合生活常情常理对情态进行评价,同时应综合多种情态进行整体分析,避免对单一情态的单一解读,以最终形成强奸案件的完整证据链条。     

“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

《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二款为“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之规定。“感情投资”型受贿犯罪的证明标准应当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符应。实现个案正义需要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学科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协作,对任何案件的判处都必须达到法定证明标准。针对是否具有索取、收受行为;是否具有上下级关系和行政管理关系;财物是否价值三万元以上的案件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度。认定“可能影响职权行使”则需要综合全案证据,结合经验法则,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程度。     

创造性思维的科学逻辑和社会精神

创新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加速器。创新需要遵循创新的规律。任何创新活动都必须有相应的科学精神的配合 ,创新能力只有在整个社会相应的精神氛围、文化土壤的培养中 ,才能茁壮成长起来。如果缺少相应的社会精神 ,社会的创新能力将难以提高。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怀疑精神的匮乏和批判精神的缺失 ,而怀疑与批判是创新的必要思想前提。因此 ,不消除社会中制约创造力发挥的精神障碍 ,国家创新系统就缺少必要的精神支持 ,就无法把潜在的创新资源变成现实的创新能力。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建构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建构的内在规律解读 对刑事证明标准层次性建构决定于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的分层,这是其内在规律,如此可进行如下三个角度的层次性区分: (一)对不同的证明责任承担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刑事“幽灵抗辩”的诉讼应对

基于法律意识的提升、举证责任的加重、律师辩护的介入、看守所的交叉感染等诸多原因,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对其是否在明知系违法的情况下仍实施不法行为,因而涉嫌犯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各种难以查证的辩解,即所谓的“幽灵抗辩”,企图逃避刑罚追究.对此,必须从办案实际出发,通过合理利用刑事推定,严密取证方向,正确适用附条件逮捕措施,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诉讼职能,保证依法准确打击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