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笛卡尔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在近代西方追褒知识的确实性的过程中,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把目光从外在的自然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确立了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据此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无悔的选择

几年前，当我放弃舒适、稳定的大学教师工作，到大港选择律师这个充满挑战的职业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他们怀疑地问我“做律师总要在外面东奔西跑，你一个女人去受那罪干吗呀?”但我想，人能有几会自主选择地机会?怀着对律师职业的崇尚，我还是义无返顾地踏进了律师行列。     

希腊化时代哲人的追求--三足鼎立、同求宁静

亚历山大不仅打破了西方和东方的藩篱,而且使哲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腊城邦的沦陷使希腊人感到对城邦的衰颓无能为力,对昔日追求理想国的希望彻底破灭,转而超然事外,在混乱现实中,寻求个人的快乐、德行、精神安宁.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三足鼎立,互不相让,但共同体现了晚希腊"个体意识的觉醒".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中国适用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作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标准.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主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也使得该标准具有了一定的层次性,有利于减少片面追求证据完备的法定证据主义传统,充分发挥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合议庭和审判委员是我国最主要的审判组织,其决议规则和对案件的处理程序存在自身的特点,在审判阶段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予以积极探索解决.     

“排除合理怀疑”之理论基础管见

"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绝对确定是不可能达到的,只能得出一个盖然性的结论,"排除合理怀疑"是可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反思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着忽视司法人员对案件认识的"渐进性"以及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未能将认识论中的"可能性"范畴纳入研究的视野等问题.     

论严格故意说之于刑事政策：从对立走向统一——以违法性意志为路径

以违法性认识为核心的严格故意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确存在对立冲突，但这是表象主义本身的内在缺陷所导致的，并不是严格故意说的“过错”。“未必的违法性认识”通过放宽“有违法性认识”的认定条件，扩张了严格故意说语境下故意的成立范围，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该说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对立，但由于其仍是基于表象主义的立场，终究难以彻底化解“对立”。应以意思主义解构严格故意说：故意责任非难的是“法敌对”或“法漠视”的违法性意志，违法性的认识程度、法咨询义务的履行程度以及期待可能性均是违法性意志的判定资料。在违法性确信、违法性高度怀疑、未合理履行法咨询义务或者可期待暂缓违法性存疑行为却没有暂缓等场合，可认定为具有违法性意志。如此，严格故意说被指责“鼓励法盲”“不当优待常习犯”以及“难以处罚确信犯”等与刑事政策相互对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