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本问题的三个逻辑根据

王云霞在《长白学刊》2011年第6期撰文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成为哲学基本问题主要基于三个逻辑根据：第一,哲学基本问题不是怀疑思维与存在是否统一,而是直接承诺思维与存在是统一的;第二,哲学基本问题是阐释思维与存在是如何统一的;第三,哲学基本问题是以反思思维的出现为前提的。     

从一起案例看间接证据的运用

随着法制化进程逐步推进,犯罪嫌疑人翻供、缺乏有力直接证据的案件在实践中时有出现,如何充分、合理利用现有的间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对公诉人审查起诉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一起翻供案例的审查起诉过程,分析探讨间接证据在事实认定中的重要作用。     

基于证伪主义:取证合法性证明标准的反向考察

对于控方提交给法庭的证据,一旦辩方对其取得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法庭启动调查程序的,原有的合法取证假定即被一个新的假定——非法取证假定所取代。对后一假定,控方必须以证明取证合法性的形式加以证伪,证伪成立的,该假定才能被推翻,法庭也才会认定系争证据为合法取得而予以采纳。认定取证合法性证明成立,需要依据证明标准,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取证合法性证明标准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因而需要考虑重构,以目前计宜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依该标准,证明合法取证事实须达"确定"、"确信"和"无疑"的总体要求,而法官对合法取证的事实主张仍有合理怀疑不能排除的,应作不利于控方的事实认定。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抽样证明

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证据确实充分要求定案证据均经查证属实且能排除合理怀疑,而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言,涉案的信息数量庞大,造成了精准证明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现实矛盾。为了解决困扰,抽样证明等刑事简化证明机制在实践中逐渐得到适用,但因未能在简化证明与证据确实充分之间寻到平衡点,致使实践中仍存在诸多疑虑。因此,本文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抽样证明机制的具体适用为视角,在明确抽样证明机制应然定位及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准入条件,形成了以“达到法定构罪标准”底线思维为遵循的渐进式抽样证明步驟,希冀以此实现简化证明需求与证据确实充分的深度融合,进而更多体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定罪量刑的司法理性。     

间接证据案件证明标准辨析

在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司法裁判的一个难题,而依据间接证据定罪的证明标准是这一难题的核心。间接证据定罪的“唯一性标准”具有合理性和实用价值,但是司法人员在具体案件中适用这个证明标准时要防止出现过严的偏差。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属于主观意义上的证明标准,不应理解为客观意义上的绝对真实。认定结论的唯一性应体现为证据组合的完整性和证据审查的系统性。     

研判刑事证据法实践脉动的新样本

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刑事抗诉指导性案例中刘某某贩卖毒品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79号),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二审抗诉案(检例第180号)和宋某某危险驾驶二审、再审抗诉案(检例第182号)聚焦解析被告人“零口供”案件、间接证据的审查判断、合理怀疑的理解和适用等带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刑事证据问题,指导检察官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全面、客观地收集间接证据,运用间接证据构建科学、合理的证明体系;准确界定合理怀疑,明确刑事案件定罪标准的一元化,即证据确实、充分,并在界定合理怀疑内涵时去个人化,以提升指控质效。3个案例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助于破除口供依赖痼疾、践行证据裁判理念,推动构建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适用情况的实证研究——兼谈我国有罪判决证明标准的重构设想

有罪判决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现行证明标准存在理想化、操作性较差、诉讼成本偏高等突出问题。现行有罪判决证明标准是实践中由事实认定所造成错案产生的原因之一,但不能盲目地放大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忽视整个证据规则体系尚未建立和体制积弊、法治有待生成等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因素。统计数据表明,司法实务工作者对“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认同度较高,“案件分类区分标准”观点容易导致司法蛮横对人权的肆意践踏。为了弥补现行证明标准自身不足和解决实践问题,应当在坚持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为主体证明标准的同时,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辅助性证明标准。要明确区分定罪证明标准与非定罪证明标准所适用的事实范围。     

浅谈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

我国工伤认定过程中经常遇到关键事实无法查清或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冲突的情况,但由于我国尚未设置工伤认定证据证明标准,导致在实务工作中引发各种争议和纠纷。文章分析了工伤认定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的理论研究情况及实务中工伤认定证明标准的采用情况,并就工伤认定的证据证明标准的立法问题结合实践经验提出合理化建议。     

论排除合理怀疑之"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因"合理怀疑"内涵不清而陷入实践中误用、滥用的困境,因此亟待解释。"合理怀疑"的传统解释有三种进路,各有其局限性,也因此造成"合理怀疑"在司法适用中存在机械适用、适用严谨性不足的问题,乃至一定程度导致"证据裁判客观主义"复兴。故应立足法律实用主义,借助司法证明原理,考察"合理怀疑"在实践中的适用实例,对"合理怀疑"进行"怀疑""合理"两个层次的解构。"怀疑"的适用前提是全案已经形成一定的证据体系,而"怀疑"的生成源点有基于证据体系所存在的矛盾和基于逻辑、经验而产生的疑点。"合理性"的判辨则需要从三个维度入手:一是应以刑事专业法官的认识能力为判断标准;二是从主客观两条路径对"合理性"进行证成;三是"合理性"应达致"指控事实不具有唯一性"的限度。     

多维度与差异化: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探析

有关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标准,理论界与实务界存在坚持说、差异说、降低说的三种观点,争论极大,官方则在表面坚持的基础上加以“基本事实、基本证据”的巧妙用词.从证明标准的三重维度分析,认罪案件、简单案件、量刑程序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证明标准.有必要以防范冤假错案为底线,把握认罪认罚案件对口供补强的不同力度,摒弃“只能做,不能说”的证明标准潜规则,构建认罪认罚案件的差异化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