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新特征

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两化”特征在80年代以来愈益鲜明。国际关系的“两化”现象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强化了经济生活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保证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愈益残酷和激烈,主权国家不得不借助强制性公共权力深化对世界经济的干预以协调和控制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对经济生活干预力度的强化,深深地影响到政治与经济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换的有机互动,使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呈现出“强经济-强政治”的互动模式。     

革命析说

中国历史肇起于政治化的动机和需求,然其救济、平衡之法却在伦理之中。唐虞时代的“禅让”制尝标为政治伦理化之帜,不幸却被夏启的“家天下”中断。如何使“家天下”重归伦理化的良途,实为“三代”强烈的历史情结。《周易》以“革命”为枢,力陈政治伦理的新标准,重张历史、文化、社会、国家、政治伦理化的大旗,以新且体系化意识形态的建构,为“家天下”的伦理化提供了学理解说。故知,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的伦理化,以及所谓“替天行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革故鼎新”、“推陈出新”诸说,当为《周易》之特出。     

试述德育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功能的有机整合

本文从道德教育的泛政治化出发,略述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道德教育泛政治化倾向,分析了道德教育泛政治化在功能方面的实质表现就是德育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功能的分离,并就如何改变德育的泛政治化倾向提出了探索途径,以期实现德育的社会性功能与个体性功能的有机整合,从而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九合一”选情的特点及焦点

<正>11月29日,台湾将举行岛内选举史上第一次地方公职全额改选,即"九合一"选举。选举将产生台北市等6个"院辖市长"与市议员、16个县市长与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与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以及"院辖市"的少数民族选区行政首长与民意代表,共11130名公职人员,堪称岛内选举史上规模最大的选举。目前对此次选举的评论甚多,有人认为蓝营气势明显不如绿营,也有人认为岛内蓝绿政治版图不会发生太大的变     

真正的危险是外侵,不是内战——萨米尔·阿明谈埃及局势

埃及人民高度政治化,每天每个人都在街上讨论政治问题。埃及人民是活跃的,所以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浮现出来,他们有时候用正确的方式讨论,有时候不那么正确。但没有内战的危险,因为统一战线是非常广泛的。     

TPP的政治化与中国崛起

尽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是太平洋国家间的一项着力于经济事务的议题,但它自然地具有一定的政治向度。美国参加TPP后掌握其主导权,逐渐使之显现出了政治化的趋势,成为配合美国近期战略调整的工具。这对中国在东亚的政治和安全地位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挤压中国在东亚乃至亚太的正当利益和正常战略空间。虽然存在政治化的需求,但在政治向度上的进一步深化使TPP面临着许多困难。尽管中国是否参与尚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现阶段对TPP应积极关注、冷静应对、适当作为。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角度看欧盟的亚洲"新"战略

欧洲的联合图强和“用一个声音讲话”的一体化目标注定其不会只将目光停留在欧洲。随着“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多极化”与“多圈化”趋势的发展,“传统”与“非传统”威胁的加剧,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亚洲发起了强劲的经贸攻势,从而呈现出欧盟对亚洲“新”的国际经济政治化战略决策。     

中国“入世”后海峡两岸经贸问题“政治化”之防治

中国入世后海峡两岸经贸往来面临新的格局。台湾当局为追求错误的政治目的，仍然无视形势新发展，以政治分歧干扰两岸经贸交流和经济合作，并力图把两岸经贸问题进一步“政治化”、“外交”化和“国际”化。本文探讨用以预防和治理台方将两岸经贸问题政治化的五种可能途径，并综合分析了其不同的可行条件。     

政治家的法理与政治化的法——二十世纪中国法理对“宪政”的支持关系及其变革

本文是对二十世纪中国法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初步探讨。基本论点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宪政”与宪法,是政治家法理支持的结果,而不是法学家法理支持的结果。由此出发,作者具体探讨了三个问题：其一是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中“师”的政治性转化及其对中国宪法和“宪政”的深刻影响;其二是探寻了之所以会出现由政治家法理支配政治化法的客观背景和原因;其三是对政治家法理支配的宪法和“宪政”做出了反思性检讨,并初步提出了以法学家法理替代政治家法理,并支持中国宪法和宪政的设想     

城市复兴对中世纪欧洲社会世俗化和民族化的影响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的扩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促进了文化的世俗化。文艺复兴运动使知识世俗化成为事实。知识精英进入政治权力结构,促成了知识的政治化。14、15世纪,欧洲大学逐渐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走向了民族化。之后,宗教改革运动也体现出民族化的取向。而这些均与城市复兴有着密切关联,近代国家的兴起,亦为城市复兴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