肌肉电导率和pH两指标联用推断死亡时间

目的探讨肌肉浸渍液电导率(electrical conductivity,EC)、pH两指标联用在PMI推断上的意义。方法 SD大鼠处死后,保存在25℃环境中,于不同PMI提取大鼠后肢肌肉制备匀浆液,测定浸渍液EC和pH。分析EC、pH两指标联合使用推断PMI的意义。结果 EC、pH两指标随PMI均呈现阶段性变化:1d内,pH明显下降,EC无明显变化;2~3d,EC、pH均快速增大;4~10d,EC继续增大,而pH变化不明显。EC、pH联合使用,有助于划分PMI时段,以及特定时段内指标的优化:1d内,选择pH最佳,2~3d,EC、pH联用最佳,4~10d,选择EC最佳。结论 EC、pH联用有助于提高PMI推断的准确性。     

浅论专家辅助人制度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但是对该制度的操作却浅尝辄止,对专家辅助人诉讼地位、参与资格、责任承担等并没有作出详尽的规定,仅一言概之“适用鉴定人的有关规定”.尽管两者都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诉讼的目的也均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但是鉴定人的相关规定对于专家辅助人应否完全适用,则需要具体分析.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价值”概念——基于“规训政治学”的解读尝试

马克思通过"价值"概念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相关性,开启了"规训政治学"的思考。"价值"不仅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也是"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而"剩余价值"则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在认识论方面,"价值"的实体化"错认"构成了人的拜物教"支配方式"。在马克思看来,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因此,只有辩证地处理"价值"规训问题,才能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中国人权在新世纪的进步

人权是根源于每一个人的尊严而产生的权利。追求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美好理想，也是中国人民长期追求的美好理想。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比如，2012年3月，全国人大高票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一次明确写入了这部重要的基本法律之中，这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国人权快速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标志。     

公安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问题研究

我国各地已相继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但诉讼代理人制度却赋予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选择权,这使司法实践活动产生诸多弊端。主要阐述现阶段公安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意义、价值及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构建我国公安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机制的设想,以期推进《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和修改,促进公安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使公安机关依法行政落到实处。     

有些人喜欢朗诵诗

选择生活,选择工作,选择家庭,选择一本书选择健康,选择起点,选择朋友,选择一本书你选择你的未来,旅途,仕途,前途,宏图。我干吗?我选择一本书。理由呢?没有理由。如果有一把清亮的好嗓子,也有不惧场的好性格,还有喜欢诗的好品味,那么这样的人,定会喜欢朗诵诗。有多少人呢?依照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对生活里喜欢诗的人的统计———"倘若不把每个人必上的学校/和诗人自己算在内,一千个人当中大概会有/两个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法益分析

刑法上的法益是指其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犯罪客体实质上即是刑法上的法益。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规定的新罪名,对于依法严厉惩罚组织者的犯罪活动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目前对该罪保护的法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这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混乱,而且在司法实践当中导致了适用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保护法益进行探讨。     

互联网精神更新执政理念

微博在中国的兴起并迅猛发展,深刻地改变着国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创新着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方式。已有的事实表明,微博运用已经不仅限于纯粹的娱乐与社交、观点争执,从政府工作角度讲,它还承担着"创新社会管理、改善干群关系、解决群众诉求"等政务功能。很多地方把微博运用于创新社会管理,在网络中挖掘和凝聚社会管理的积极力量,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理念、新经验。     

赵建玲: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正令赵建玲最开心的,是没有红钢印、没有红印章的那张学生送她的奖状——"赵老师,您被评为最酷的老师。"学生的爱是对她辛勤付出的最好回报。一位教育家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而赵建玲说,班主任是太阳底下最幸福的人。一脚从首都师范大学的校门走出,另一脚便踏入了另一个学校的大门,     

浅析债务人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抢回欠款凭证行为的认定——从戚道云等抢劫案说起

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历来在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都备受争议,而犯罪对象往往可能会影响到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对此如何处罚。因此,厘清抢劫罪的犯罪对象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法学理论和司法实务界普遍承认欠款凭证不属于刑法上的"财物",也不属于有价证券、有价凭证、有价票证。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又可承认其具备作为财产性利益的必要。笔者对此持否定观点,并反驳了有条件地视欠款凭证为财产性利益的论调,同时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阐释了抢劫欠款凭证行为的非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