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

文学与社会的必然联系既决定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的必要性,也导致文学理论批评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这是文学社会学产生的根由。文学社会学的起因在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流行以及社会学的兴起;此时文学批评对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主要是以实证精神探寻文学作品产生、发展及其特定形态的社会、历史和民族的根源。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社会实践与生产关系,发展出"理论的和批判的"文学社会学。而法国的文学社会学学派则以"统计材料"为依据,把文学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扩展到商品流通和消费领域;也有批评家致力于对文学语言的社会性及意识形态性质的探讨,建立所谓"文本社会学"。     

“寻根文学”与未完成的民族叙事

寻根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是知青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也是民族叙事的一次续接。虽然寻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属性与其宗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但置于现代性视野中看,它还是有着自身特殊的精神谱系和文学史价值。     

佛门里走出的人大代表

10年间，他凭着一鼓“傻”劲，依法监督，还选后救助196名贫困学生。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多一份关爱和安宁、少一份痛苦和忧虑。他就是武汉市新洲区道观河管委会的人大代表印证大师。     

王逸《楚辞》学:立场与方法

章句学源于经学 ,但王逸却用它来解说《楚辞》 ,这在学理上就留下漏洞。从王逸《楚辞》学使用章句的方法入手来解剖当时学术与文学观念的变化 ,可以挖掘出王逸《楚辞》学的立场和方法以及在批评史上的意义     

论曹植对诗歌文人化的贡献

曹植是建安文学中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 ,其诗歌创作意义 ,在于使汉魏五言诗歌从民间状态、半文人化半民间状态逐渐向文人化过渡 ,突出诗歌的心灵化、个性化及艺术特性 ,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文人诗”的诞生。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国庆工程给了张开济大展身手的机会。作为北京建筑设计院三位总建筑师之一的张开济．在北京市重点工程建设中被委以重任。这一时期．他完成了18件大作品．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等首都地标式建筑．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中央民族学院校舍、百万庄和三星河住宅区等也均出自他的手笔。有人说：“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朱生豪与他的中译《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不太熟悉。然而，当你捧读英国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人类最伟大的戏剧天才”莎士比亚的中译《莎士比亚全集》(下简称“莎集”)时，你就会发现这部200万字的宏篇巨的中译，就是朱生豪。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在中国化史、翻译史上树起了“创世纪”的碑，被誉为“译界楷模”。     

和谐社会的幽默问题

1970年代末,中国头号幽默大师侯宝林问漫画家方成:“咱们是干幽默艺术的,你说,幽默到底是什么?”方成答不出,两人谈一上午仍不得要领。从此,方成开始研究幽默,历时近30年。     

从《文选》看萧梁以前旅游文学文体的使用和发展

旅游文学具有多种表现形式:诗、赋、骚、书、序、记、词、楹联等,这些文体大多数在萧梁以前时期就已经存在,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有的甚至已经相当成熟。文章欲从《文选》所著录的作品来看萧梁以前的旅游文学作品的文体分布和文体发展情况,从而管窥旅游文学文体在旅游文学初期阶段的使用概况。     

文学编年史中的纪年问题

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就其范式而言,大致有三种类型.早期由林传甲、黄摩西、谢无量等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相互之间虽然差异甚多,但相同点是明显的,都将学术史视为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代以降,中国文学研究加快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进程,其显著特点是,以诗、文、小说、戏曲作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不仅以这四种文体作为主要叙述对象,而且在叙述中贯彻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即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进入90年代后,第三种范型开始出现,一批学者不约而同地追求中西会通的境界,即一方面合理地引入某些西方概念,以激活中国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又充分注意中国文学中某些特殊的现象、范畴,力求给予同情之了解.文学编年史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兴盛起来的.陈平原、陈文新、刘勇强、赵伯陶等学者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方面积累了若干心得,这组笔谈表达了他们对部分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