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实提升舆情信息工作水平

近年来,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积极围绕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内外重大形势、重大突发事件、社情民意、社会热点、社会思潮和思想理论动态,开展舆情信息的收集、分析、报送工作,努力提升舆情信息的广度、深度、精度,提高舆情信息质量,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决策。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工作网格。高度重视舆情信息员队伍建设,坚持"精干、高效"的原则,严把舆情信息员入口关。一是组建舆情信息员队伍。     

上海市政协:率先推动凝聚共识工作制度化

2020年伊始,上海市政协正式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凝聚共识工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办法》草案经分组会议充分讨论,向全体政协委员征询修改完善文件的意见建议,这本身,就被委员们认为是重视凝聚共识的一次生动实践。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大背景下,上海市政协结合实际,对以往有效履职实践进行梳理和总结,突出针对性和操作性,力求探索人民政协发挥好“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作用的实践路径、工作载体和落实机制,为凝聚共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贡献上海经验。     

应急“专业化”建设成国际潮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国外应急管理有益做法,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世界主要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都越来越重视应急准备工作,注意加强风险评估与沟通,积极推进"专业化"能力建设,构建标准、规范的应急管理体系,以应对重大风险的挑战。     

统筹兼顾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迅速作出部署,全面加强对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战,目前疫情蔓延势头得到初步遏制,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为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自治区近期出台了《关于实行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统筹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工作措施和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为进一步做好我区疫情防控工作,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指明了方向。各级党委政府要严格按照《意见》要求,精准分析、统筹兼顾、谋划落实,一手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一手抓好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有序恢复,推动经济发展步入良性轨道。     

既定政策的学术研究:两种视角与四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为例

对既定的政府政策进行学术研究,既是政策诊断的需要基础,又是公共管理与政府治理学科积淀的必要内容。对既定政策的研究可以有两种视角,一是对政策进行延伸阐释,二是对政策进行总结概括。前者包括政策意义研究、政策类型研究两个维度,后者包括政策效果研究、政策实践创新两个维度。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政策为例,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在上述四层展开。这些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政策的理论内涵,也为其未来延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中央环保督察:压力型环境治理模式的自我调适—一项基于内容分析法的案例研究

本文旨在利用内容分析法全面展示中央环保督察这一中国环境治理场域下的最新治理实践。中央环保督察的启动是中央政府对压力型环境治理实践中失衡的央地关系、府际关系和政社关系的主动调适,并试图消解因上述关系失衡可能引致的合法性风险。环保督察的实施一方面实现了环保压力的再传导,并通过引导地方政府的注意力来塑造其对环境治理的长期偏好,另一方面也通过建立督查信息链改善了央地间的信息不对称。但由于环保督察内生于压力型体制,因而其领导、组织和运行的微观机制还无法摆脱对运动式治理的路径依赖,这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环境治理实践的特点:复杂繁重的环境治理任务呼唤进一步完善以法治化为核心的常规治理,但替代性治理机制的匮乏使中央在短期内仍需借助高规格的环保督察来倒逼地方政府完善常规治理。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