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罪判决执行完毕后发现因司法机关怠于行使职权而产生的漏罪如何处理

一、基本案情2006年5月,被告人马某某在A市甲区伙同他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被害人王某现金1万元(以下简称“第一起抢劫事实”)。同年9月,马某某在A市乙区伙同他人冒充军警人员抢劫被害人闫某某重型自卸货车一辆,经鉴定价值人民币7.5万元(以下简称“第二起抢劫事实”)。乙区公安机关接被害人闫某某报案后,对闫某某被抢劫案立案侦查,并将马某某抓获。在案件侦查起诉直至法庭审理终结,马某某仅供述第二起抢劫事实,未供述第一起抢劫事实。     

十八届四中全会司法改革新举措之解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了一系列司法改革新举措,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新的重大部署。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从制度和体制上防范和禁止地方行政权力干涉,保障审判权、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体制,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实行立案登记制,从司法权运行机制和职能定位上强化司法权威,促进公正司法,保障国家和公民权益。     

温州立人集团非法吸存案一审宣判

以董顺生为首的立人教育集团,非法吸存数额达50亿元之巨,该案案值更是超"吴英案"5倍之多1998年起,原立人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董顺生为解决资金问题,以投资办学和在外项目投资的名义,先后在泰顺、内蒙古、贵州、江苏等地的14个融资平台上融资。2011年10月31号,仍有51.9亿多元并未归还,如果将利息及分红算上,案值合计涉及规模已达87亿元之巨,已确定债权人达6000之多。2012年8月,董顺生等人被刑拘,公诉机关指出立人教育集团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刑事技术》投稿须知

《刑事技术》是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报道法庭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新技术、新观点等。栏目主要设有论著、综述、专栏、技术与应用、囯内外动态等。1基本要求来稿内容应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实用性,论点明确,论据及引用资料可靠,文字精炼,层次清楚,数据准确。     

“肥仔”之争：商标权PK字号权

位于广西南宁市城南城北的两位餐饮业主，不约而同地都以“肥仔”命名。随着双方生意日趋红火，围绕“肥仔”这块招牌的一场权利之争亦不断升级，直至诉诸法庭。不过，拥有“肥仔”注册商标的原告并未成为最后的赢家。法院如此判决的法理依据何在？这一判例对司法实践有何示范价值？本刊将刊发相关报道，解析这起官司的前因后果。     

浅谈高职法律专业模拟法庭实训教学

模拟法庭实训是法律职业技能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一套有效的模拟法庭实训教学方案对不断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模拟法庭实训教学的论述,试图找出一条适合高职教育特点的新的实训教学途径。     

大西洋城的宣判

菲利浦·列奥奈蒂曾是大西洋城里臭名远扬的歹徒。如今，他却规规矩矩地坐在法庭证人席上，带着冷漠的表情，操着镇定的语气，为一系列谋杀案和敲诈作证。他可能是自约瑟夫瓦拉奇以来，对黑手党打击最厉害的告密者。他与法庭合作，有望促成对老奸巨滑、数次逃脱法律惩罚的高狄定罪。菲利浦是个重要的证人，仅1990年在宾夕法尼亚一地，经他作证的三次审判都最终得以定罪。     

琼中县长征法庭狠抓调解工作成效斐然

长征法庭近年重视调解工作，在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基础上，在合法自愿、平等的原则上，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疏导，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多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特别是去年海南中院辖区院长座谈会提出的“多调少判”指导思想以及今年海南中院院长田湘利同志提出要花大力气提高调解率。因此，我庭对民事案件着力从调解下手，去年该庭除法定不能调解的案件外，诉讼案件的调解结案率达88％，     

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宪法及行政诉讼2000年第133号判案书

判案书 申请人黄荣生先生是九龙尖沙咀康和里11号五楼前座单位业主，该单位是尖沙咀河内道四街综合重建计划受影响物业之一。黄先生亦因该重建计划收地补偿问题和土地发展公司（土发公司）及地政总署发生争执，黄先生认定土发公司及地政总署在收地过程对他犯了侵权行为，故希望向它们采取法律行动追讨损失。     

对提起公诉证据标准的理解

刑诉法第141条对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作了规定，即“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要正确理解起诉的证据标准，首先要和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相比较。刑诉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有罪判决，”从表面看两法条好像没有什么区别，从表述上基本一致，检察机关的证据标准应该等同于审判的证据标准，我们的目的就是将被告人交付法庭审判，如果我们掌握的标准不同于法院的标准，证据就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缺少证据的事实也不能够被法庭认可，因此，检察机关的诉求就不会被法庭支持。然而这种标准使检察机关在起诉时过于慎重，担心可能在适用相同的标准却作出与审判机关不一致的“错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