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察官制度的立法构建——对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建议

通过立法构建监察官制度是贯彻实施监察法的要求,也是监察官专业化的客观需要。通过监察官法确认监察官专业化的发展目标和基本框架,有利于推进监察官制度的法治化,促进监察官队伍高质量发展。针对中纪委监察官法（草案初稿）关于监察官范围和任职条件的规定,提出以下立法建议：“全员式”进入监察官序列的设计思路值得商榷。监察官属于特殊的监察人员,其范围应小于监察人员。监察人员也不同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适当放宽监察官任职的身份限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虽然不宜作为初任监察官的任职条件之一,但是可在初任监察官考试时享有法律科目的免试或作为未来晋升时的考量因素。     

监察管辖制度的适用问题及完善对策

监察管辖具有与监察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生成逻辑。在实践中,监察管辖出现了管辖范围泛化、管辖能力不足、管辖衔接错位等问题,反映了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监察优先主义存在的法治隐忧。为防止监察优先主义向监察中心主义的转化,应当确立依法监察、程序协同、程序谦抑、职责区分、权利保障等原则,修正监察优先主义,并以此为导向,合理收缩监察机关的管辖罪名,建立职务违法犯罪的区分管辖模式,确立管辖权转移的具体规则,明确分案管辖的例外规则,严格并案管辖的适用条件,推动监察管辖制度的体系化完善。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监督理论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当下,监察法治监督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一系列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生成逻辑严密、渊源深厚,实现了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的传承与创新;功能定位清晰,回应了新时代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挑战;原则导向科学,指明监察监督工作开展的根本遵循;治理体系严谨,形成了系统化的方案证成;实践指向明确,规划了深化监察体制改革的长远布局。对习近平监察法治监督理论的阐释与研究,有利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行稳致远,有利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蓝图。     

论《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构建的裁审体制及与劳动监察的关系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构建的一般案件"一裁两审"、特殊案件"一裁终局"的裁审体制是对我国原有制度的重大修改,该法确立的分类处理机制以及对仲裁机构资源的整合必将对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如何在受案范围以及程序衔接上理顺劳动监察与裁审体制的关系,也是在理论及制度上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

作为专门的反腐败国家机关的监察委员会,这一新的国家机关的设立必然涉及宪法修改问题.此次修改以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为宜,并且新增的修正案应当是可以作为独立适用的条款,既能保证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的一致性,又能保证宪法的稳定性以增强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性.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陕西维护职工社会保险权益的调查与思考

从近五年陕西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服务中心受理职工申诉、上访情况来看,虽然职工上访申诉总人次呈逐年减少趋势,但因社保引发的上访申诉案次和人次占比不降反升。其中,2010年分别占比约13%和10%,2011年分别占比约19%和23%,2012年分别占比约24%和18%,2013年分别占比均约25%,2014年分别占比约26%和28%,并在工伤、工资、住房、劳动保护等十二种主要类型申诉问题中所占比例始终排在第一。     

西旅集团李大有:一次“帮忙”受贿4870万

据华商网3月20日报道,近日,西安旅游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大有涉嫌受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在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1962年9月出生的李大有,祖籍山西。他的政治前途戛然而止于55岁生日前夕。2017年8月23日,陕西省纪委通报:经省纪委常委会议(省监察厅厅长办公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决定给予李大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