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里庭审网上直播方式的问题研究——基于社会学田野调查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社会田野调查方法是对于农村社会生活作实地的考察和资料收集的研究方法。在当下法律实践中,如何了解基层的司法需求,是解决司法纠纷的关键之处。借助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再结合中国当前具体的环境背景下,为如何做到阳光司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共思想史阶段划分问题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在中共党史和中共思想史阶段划分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本文以中共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为切入点,就中共思想史分期标准及掌握尺度提出看法,并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共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特征作了描述。     

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的理论、现实及和谐之道

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乡村民间法系统与国家法系统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建设和谐农村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一种与国家法相对立的民间法,村规民约在实际运作中与国家法既存在着冲突,也有妥协,还有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应有效界定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调整范围,在国家立法层面吸纳村规民约合理因素,完善乡镇政府对于村规民约的备案制度,实现司法层面的平衡。     

美丑善恶皆二元——读《恶的美学历程——一种浪漫主义解读》

关于"恶"的问题,其实始终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可回避的中心议题之一。当初"丑学"的标举,曾经让人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不是本身有如何发明而是求异思维的功用。就美学的视角来看,仿佛只有审美才是正道,但这毕竟是一种标准的产物。譬如唐代以肥为美,至今自然标准逆置了,肥胖恐怕都要归入到丑类中去的。恶与善的关系,恐怕也同样没有那么绝对。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理论、方法与重点

习近平外交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指南,也是新中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从事对外交往和国际治理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条件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前沿成果之一,其作为大国外交理论话语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开放性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由于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国际社会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及其外交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认知差距,特别是受美国反华势力影响下的“中国威胁论”在西方颇有市场。因此,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探索,具体地讲,进一步厘清大国外交理论话语国际传播的性质与内涵,进一步认识国际传播中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关系理论属性,进一步辨明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政治传播与历史同类传播的特点差异。从方法上看,为更好对外传播习近平外交思想,我们需要在精准性上下大气力。一是准确把握精髓要义;二是构建立体传播格局;三是不断加强海外调研;四是持续推进创新探索。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主要有三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理论传播与实践传播相结合,不仅需要向世界各国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深刻内涵,还需要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开展的中国特...     

中国近代“新人思想”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的借鉴意义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思想家为了推翻旧的价值体系,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启蒙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基本架构."严复的'自由'、谭嗣同的'平等'、康有为的'博爱',完整地构成了当时反封建的启蒙强音."[1]启蒙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学学说,"新人"是维新派阐释启蒙思想的人学范式."新人"主要体现在价值观的"新"上.新人学说建立在确立理性权威、重新阐发人性的基础上,并以此为根据对社会价值体系进行重新考量.维新派思想家的"新人"学说,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对构建社会价值体系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的基本要素及其变项选择

作为经济社会行动的协调发展,包括协调发展主体、协调发展环境、协调发展手段和协调发展目标四个基本要素,而且从宏观上看,发展目标、发展手段的选择与发展环境构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发展目标和发展手段的结构性要素之间的配置和嵌入,及其与环境的适应和互动决定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论宪法社会学的学科价值、思维方式与研究内容

宪法社会学是从外部视角来观察和审视宪法,进而对宪法现象进行整体和动态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和基础性学科。整体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宪法社会学主要研究动态的宪法或者说宪法过程,亦即研究宪法如何受社会影响以及宪法如何影响并改造社会,它为宪法社会学预设了极为广泛的研究内容。     

当代社会学视野下的消费

日常生活世界一个最深刻的社会变迁,在于人们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物品从生产资料转变为消费品,人们也从生产关系中的某一类主体(所有者或劳动者),转变成为一个消费者。消费社会学由于关注到了消费过程诸环节中突生性社会机制和社会力量所具有的社会后果,其相对的学科优势和合法性是明显的。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学术史和方法论述评——兼论毒品犯罪的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从学术史角度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伴随着《关于禁毒的决定》和97《刑法》的颁布相继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研究本身也实现了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的转向,当下正在从犯罪学研究到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之中。从方法论角度,逐渐形成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史学研究、其他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研究等四种基本研究范式。但在研究自身和研究之外存在许多问题和亟待挖掘的热点。在毒品犯罪研究中采用知识社会学视角,前提是对毒品问题复杂性的判断,把毒品(毒品犯罪)视为社会中被建构出来的“知识”,人们对这种知识的认识受着许多因素的影响。研究这些因素,才能全面反思、理解毒品政策的正当性。毒品问题的复杂性判断是摒弃“运动式治理”思维的基础,这种判断在中华民国时期已经形成共识。当时知识人曾从法律本位、国家主权维护和国际合作、禁毒的步骤、禁毒中政府经济利益、禁毒中法律权威性和吸毒者矫治等角度广泛讨论毒品问题,前人对毒品犯罪的这种问题意识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