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中“道”“器”关系的再认识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阐明了“道”与“器”的关系。他指出“道”不离“器”,“道”因“器”显;并提出如果要明道,必须“即器”以明“道”,才可以“下学而上达”的观点。     

章学诚的文史之辩

章学诚的文史之论是对整个学术文化的辨析,他以动态的眼光考察文化的演进。在"六经皆史"的命题下,章学诚把文纳入到了史的范畴进行考察,认为文源于经典,后世各种文体是经典的分化。同时,他又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文学的源变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各种文体存在的合理性,超越了乾嘉时期的骈散之争。章学诚对文学的文学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气"和"情"是文学的特殊性所在,而史则是追求"真",文与史各有其情趣所在。     

试论章学诚的科举观

执着于终身科举的史学大家章学诚,是科举制度的改良主义者,其观点分如下四个方面:拥护科举选官的方式;严以防弊,宽以录取;侧重实学取仕;写有质之八股。     

姚名达与章学诚史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在一众有关章学诚学术研究者中,姚名达是最早从史学史角度对章学诚史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广泛,从著述整理、史料考订到史学思想透析,研究系统且全面,成果丰富,推动了学术界对章学诚史学研究的发展。在研究章学诚史学的过程中,姚名达尝试运用年谱和目录体裁进行分析,研究创获颇多。受此鼓舞,姚名达日后用力于年谱学和目录学,著述迭出,闻名于学界。而章学诚的史学思想和目录学理论也对姚名达产生深远学术影响。     

"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谈明人史料笔记中的"心术"论

刘知幾"史才三长"论中已含有对史家撰史所应具有的道德素养的要求,并提出了"正直"的标准.元代学人发展了这一点,在史学上提出"心术"概念,并加以阐发.明人继承元人的理论成果,认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丰富了"心术"论的内涵,强调"心术"中的"公心"、"公正"、"公平"之意.至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说,继承了明人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史家的道德修养已不再是"心术"说所主要关注的理论重点,而是上升到了历史认识论的高度.     

章学诚“时务六书”给学者论政的启示

乾嘉交际,清政府面临"教匪"横行、地方普遍"亏空"、吏治深度败坏三大安稳危机。章学诚以在野学者身份辗转上奏"时务六书",提出并举增容,广开言路;"国家大计","问先政治之得失";"弭寇先须清吏治",吏治之清在于祛"威""权"复"礼""义"的"治安三策"。以今观之,章氏政论所述是在不变更政治顶层设计、不致社会动荡前提下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切实可行而又不失长治久安的一揽子方案。一些具体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颇具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堪称学者政论之典范。这对于后来的学者不无启示:学者论政应该秉持立诚为公的价值向度、执两用中的理性界度,把握问题意识与系统设计的契度、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平准度,注意社情观察与学理考察相济以益于拓展的深广度。不仅如此,还应在论政的时机把控、问题选择等技术性方面作如何增加可接受度的考量。而章氏所为对执政者该如何对待政府体制外学者论政也应该有所启发。     

书荐/碟讯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钱穆"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大家钱穆从大处着眼,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复杂处境及其未来走向。钱穆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颇受清儒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的影响,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     

章学诚的史学进化思想和大历史观——以《文史通义》为主要的探讨视角

关于章学诚及其著作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出了很多成果,大多是针对章氏的史学方面的贡献为主,本文拟从章氏的历史进化思想方面入手,探讨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大历史观,以体现章氏是不同于乾嘉考据时期的史学家,从中看出章氏的治史个性和史学入世的禀赋。     

论章学诚在辑录体目录问题上的自相牴牾

章学诚认为《文献通考》乏善可陈,对其贬抑有加,然而他在修撰《史籍考》时,却恰恰效仿了该书的体例,导致了他本人在辑录体目录问题上的自相牴牾,此举的原因来自于提要体例、学术主旨、挑战考证以及个人际遇等几个方面。     

章学诚理论与当代史学学风

章学诚是清朝杰出的史学理论学家和方志学家,其史志理论的核心是史意之说。根据他的史学理论来观照当代的史学学风,我们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诸如:力戒浮躁学风,树立精品意识,史学旨在探索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撰史须成一家之言和为史学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