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发行革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报童的团结、培养与教育

报童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报刊城市发行的重要基层力量。经史料爬梳发现,报童也构成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不少城市打破发行垄断并再造发行的重要支撑。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文化、思想、政治等教育内容对报童实施组织化革新,也促使报童由衣食无着的职业底层群体转化为集信息传播、情报沟通、对敌斗争等功能于一身的积极自主的民主战士,完成职能的丰富与拓展。这一历时性、全局性过程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底层工人阶级进行团结、联合与组织化的优越路径。     

“无组织化”: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风险因素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而“组织化”的有无及其程度,是考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维度.“元组织化”的群体性事件除了具有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所共有的“群体性”、“对抗性”、“无政治诉求”等共同特征外,还具有与其他类型群体性事件所不同的特征,集中表现在难以预防、难以控制、难以协商解决、直接面对政府、解决手段的单一性、容易产生越轨行为和暴力行为等方面,而这些特点集中反映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无组织化”特征.“无组织化”正是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是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最大风险因素.     

以组织振兴为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北大核心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提出了“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为实施乡村振兴指明了战略目标和路径。解决好“三农”问题,关键是要针对当前农业农村发展散、小、乱、低等组织化程度差的实际,探索完善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龙头、社会组织为支撑、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的“四位一体”组织体系,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村社再组织化——以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例

烟台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合作社通过发挥集体的统筹功能化解了小农户的生产困境,合作社并没有以直接分红的方式来代替小农户致富,而以让利的方式带动了小农户的长远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激活了村庄治理,集体经济建设成为村集体动员党员的契机,集体还通过党员撬动了村庄的宗族力量,大大减少了村庄发展的阻力;同时,集体活动的增多也重建了村庄社会的公共性。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村集体与村民密集互动,也成为后税费时代悬浮型政权落地的一种路径。     

引领、关联与回归:新时代农民组织化的实践机制——清远市下迳村个案研究

将农民组织起来是促进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基本前提。在村民不断流失的境况下,乡村社会如何组织农民并成为吸引在外务工人员回乡的场域,最终实现村庄的整体富裕?清远市下迳村从贫困村到富裕村的蝶变表明,能人引领利益关联及乡贤回归是促成农民组织化得以实现的三种实践机制,且三种实践机制联动作用是实现村庄整体富裕的重要保障。乡村能人是实现农民组织化的火车头;利益关联是实现农民组织化的润滑剂;乡贤回归是实现农民组织化的助推器。一个有能力、有眼光的乡村能人回乡带动并通过一定的策略建构村民之间的利益关联机制,把宗族宗亲中有实力的乡贤吸引回乡助推乡村产业转型,是下迳村得以成功转型的实践经验。     

浅论社会公众与公共危机管理

社会公众是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直接参与者或受害者,社会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政府危机管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社会公众在危机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社会公众的公民意识．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公民的危机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十一五”规划也指出,“推进农业服务组织和机制创新,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这就充分肯定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必要性,因此,必须全面认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现状,并积极寻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有效对策。一、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是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有效途径。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生产力,是…     

社会再组织化与代表制度的重塑——垫江“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探析

转型中国正面临着社会再组织化的重构,这必然会带来公私领域在管理方式、互动模式以及更深层次权力结构的深刻调整。本文从这一视角解读重庆市垫江县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群众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创新的治理价值不仅在于将法律文本的制度设计长效化,更在于它对于政治系统的全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转变自上而下的单一政治沟通方式和再造以科层体系为主体的政策生产结构。通过两代表一委员制度平台收集的反映事项总体呈现抛物线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其制度绩效,特别是那些交办部门具有较强资源供给的反映事项,由于信息可及性提高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有效地得以解决,反之科层组织则通过项目整合或解释告知的无效反馈。这一制度创新存续还需要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突破,包括再组织存续的内在激励机制、与政府科层组织的权力对接环节以及与现有自治组织的社会兼容问题。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若干问题的探讨

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促进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设计,要实现公众参与的规范化与制度还是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研究,本文论述了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还需要解决公众参与的组织化问题、公众参与表达意见的实效性问题、公众参与决策的回应制度建设问题三个方面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建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目标。     

城市社区治理的再组织化——基于对杭州市社区治理经验的分析

单位制的解体使得原有的很多社会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源,并散落在个人化和原子化的社会之中。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些已有的社会资源来重构社会资本,那么在此基础上重构的自组织将会极大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并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在这方面,杭州市城市社区的治理经验值得分析和借鉴。其一方面通过提供新的自组织平台激活和重构已有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的自组织进行结构整合或功能拓展以获取组织的综合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