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全国27个省份法院裁判文书作为实证研究样本,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对我国非法行医罪的量刑进行分析,观测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的基本特征;对影响非法行医罪量刑的诸多因素进行概括总结,探索基于不同因素在量刑上的差异及对量刑的影响。发现当前我国非法行医罪量刑上值得推广的经验和需要改进的问题,期翼为我国非法行医罪的理论繁荣提供经验基础,为司法人员量刑提供参考。     

论触法未成年人的处遇与管教

目前,触法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多发态势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关键问题。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非解决触法未成年人问题的治本之策,应当以多元的视角区别看待触法未成年人。在全面审视现有触法未成年人处遇与管教措施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完善现有处遇与管教措施,构建限制人身自由措施单一化、社区性处遇措施多样化的触法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同时应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搭建二元化的未成年人司法处遇体系,从而破除触法未成年人一元化处遇与管教困境,有效应对触法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多发态势。     

法与天下共

汉文帝时期,张释之由兄长出资做了"骑郎"的小官,在这个位子上呆了十年也没有升调。后来受到了高官袁盎的赏识,才升了几级。又因缘际会给文帝上谏言,受到称赏重用,才能优异表现突出,一直做到廷尉。廷尉在当时为九卿之一,掌管刑狱,是国家的最高司法官员。有一次皇帝出行,从渭河的一座桥上过,有个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皇帝乘车的马匹受到了惊吓。侍卫立即就把这人抓住了,交给廷尉张释之处理。张释之就审问起来。那人说:"看到官府的人     

德国刑法中的罚金制度

罚金刑是各国刑法中普遍使用的刑罚制度.尤其随着短期自由刑弊端的日渐显露,罚金刑作为一种替代短期自由刑的刑种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扩张虽是大势所趋,各国对它的具体规定却大有不同.与我国刑法中的规定相左,德国刑法典采纳了操作性较强的日额罚金制度,使得罚金刑能更好地发挥其替代短期自由刑的功能.国内著作中虽不乏日额罚金的阐述,但多泛泛而谈或仅整体性地介绍这一制度.因此,本文以德国刑法为蓝本,具体地介绍德国的罚金刑也即日额罚金制度,及该制度与其他刑种如自由刑的衔接问题,并与我国相关规定作对比.     

周初德刑思想探析

周武王的军队占领殷都朝歌,统治了六百余年1的商朝灭亡,周朝由此建立。周朝建立之后,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巧妙地使用了"德"这个概念,将天与王权结合起来,为武王克商找到了合理依据,同时也为周王朝未来的统治提出了合理性规划。"德"以及德治思想的提出既体现了周人思想体系中天命思想的羁绊,也是人文精神萌发的开始。     

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差异：量差说的辩护与拓展

“质·量差异”理论原本是形塑行政罚与刑罚关系的立法政策理论，若作为解释理论框架，应当先明确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实在法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立法理念。行政犯的规范结构以及“行刑衔接”的制裁模式，反映刑事不法与行政不法的确是一种量差关系。量差格局的出现，根源于立法者采取的量差立法理念，即根据行为轻重不同“阶段性”地分配力度不同的两种处罚。具体到应用层面，量差说具有限制行政犯成立范围的“双向”解释机能，一方面明确行政犯的限制解释方向，另一方面明确应当根据行政犯的构成要件来反向制约行政不法的构成；而且，结合犯罪论的基本原理，还可以发现量差说具有树立理想的行政犯类型的立法指导机能。     

减轻处罚的功能定位与立法模式探析

我国《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量刑情节在立法上存在诸多弊端,减轻处罚适用原则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司法困境,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刑法规定的量刑过程一般包括选择刑罚幅度、形成处断刑、决定宣告刑三大阶段.加入了处断刑环节的量刑,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过程,符合基本的思维规律与习惯,并能够很好地处理量刑情节的竞合等问题,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国《刑法》有必要考虑借鉴域外立法模式,考虑增加处断刑的阶段,以完善量刑过程、缜密量刑思维.     

“民转刑”案件的特点与化解——以永丰县近三年典型案件为例

通过对永丰县近3年＂民转刑＂案件的剖析,可以发现＂民转刑＂案件呈现发案增长快、危害严重、诱因多为矛盾纠纷的特点,其案发因素主要是当事人素质低、社会管理松弛乏力、排查调处疏漏滞后。为此,防范和化解＂民转刑＂案件的几点建议是：一是加强教育,提升民众素质,促使民间矛盾纠纷的自我消解;二是树立民间矛盾纠纷可以、应当、必须化解的正确理念;三是完善＂三调结合＂机制;四是发挥公安机关的主力军作用;五是建立＂民转刑＂案件责任倒查制和＂三挂钩＂制,使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有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