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定抢劫过程中致使第三人重伤

[案情]王某、林某预谋驾驶摩托车抢劫。当行驶到某一路段时．发现被害人张某手里拿着一手提包搭乘蔡某的出租摩托车正在同方向的前面行驶，二人就决定抢张某的包。王某随开车靠近张某，由坐在后面的林某用力拉扯几下了张某的包，把包抢了过来。拉扯过程致使张某乘坐的摩托车失去平衡．连车带人摔倒在地．致张某手脚擦伤，摩托车司机蔡某头撞地上当场昏迷。王某、林某犯罪得手后即逃离现场。经鉴定蔡某为重伤、张某系轻微伤。     

先实施一般诈骗行为，后签订虚假合同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2003年11月初，犯罪嫌疑人吕某对外骗称其是干建筑基础工程的包工头，华明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华明房地产公司）欠其工程款，该公司拟用商品期房低价卖给其用于抵债。同时吕某在路边花钱私刻了华明房地产公司的公章，还指使他人帮其书写了虚假的期房买卖协议书（卖方为华明房地产公司，买方为空白）并打印多份。犯罪嫌疑人吕某先在其中一份期房协议书上假冒华明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钱某的签名与其本人签订了期房买卖协议，以向他人证实其谎言成立。吕某由此骗取了被害人汪某、马某等人的信任，后二被害人向吕某提出要购买低价抵债期房。吕某同意向二被害人以低价转让其拥有的抵债期房，并以收取购房定金的名义，     

刑事和解的理论解析

理论基础是刑事和解研究的焦点之一。在国外,美国犯罪学学者约翰·R·戈姆提出的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已经获得普遍的共识,成为学界的通说。在我国,由于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时间相对较晚,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还存在不同的认识,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此,对其理论基础作进一步的解读是不无意义的。     

论被害人民事赔偿优先执行

《刑法》第36条第二款所规定的被害人民事赔偿优先执行制度体现了“国不与民争利”的民本思想，是一种重要的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具有丰富的制度内涵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但是，立法的原则规定尚不能保障被害人民事赔偿在司法实践中得以优先执行，需要完善相应的执行程序和保障机制。     

浅析抢夺罪中暴力的认定

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公然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对于抢夺罪中行为人抢夺财物时是否使用暴力这一点上，理论界观点不一。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确实存在对抢夺对象施用强力致被害人不得不放弃财物或死伤的情形，以致于办案中无法回避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这种施于财物的强力是否属于暴力；二是在属于暴力的情况下，抢夺财物的行为能否一概以抢夺罪认定。对于这些问题，笔者作一探讨。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中，国家追求的目标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对被害人来说可能更关注自身受损利益的恢复和补偿。然而，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对保障被害人权利方面的立法非常有限，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往往得不到保护。面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存在的诸多问题，需从立法上完善刑事被害人对犯罪追诉杈的法律保护，并在司法上完善执行阶段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和解制度的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铭喧等人在《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刑事和解与刑法价值实现》说，刑事和解制度是指在犯罪后，经由调停人的帮助，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相谈、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该项制度产生的主要动因是传统的刑事司法的局限。在传统的司法制度理念看来，犯罪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冲突，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以，对犯罪人的追诉权只能由国家行使，不允许进行调解。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刑事被害人在国家刑事法系统中失去了独立性，只是作为纯粹的被害方而存在，被害人失去了求刑权、量刑参与权。     

知识产权犯罪单位被害人责任研究

犯罪是加害与被害之间互动的产物,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应当引入被害人责任的视角.通过对知识产权犯罪单位被害人的调查,分析被害人对被害现象产生的影响,指出通过被害预防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     

如何理解《刑法》第98条“检察机关也可以告诉”的规定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是指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控告和起诉，人民法院才予以受理的案件。如果被害人出现受到强制、威吓及其它特殊原因不能提出控告或起诉的情况，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将如何保护？我国刑法第98条规定，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该条为被害人不能行使告诉权时提供了救济途径，此时人民检察院可以行使其告诉权。     

论恢复性司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以被害人权益为导向,通过搭建被害人、犯罪人与社区间的对话平台,促进社会关系的修复,并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鉴于此,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完善,有必要吸收恢复性司法的理念,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本土资源,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