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采纳规则研究

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定义为：证明参与诉讼的未成年人的品格特征的证据,即引人注目的专属于某个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的总和。涉罪未成年人的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定性及采纳规则。     

宽容的界限:事实认定中的非法证据排除——以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本文以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妥当性为出发点,考察和分析了关涉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价值冲突与平衡,探讨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与"裁量",分析了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本文认为,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涵的准确理解是对非法证据宽容的界限,应注意对涉及法院取证行为与当事人意愿的非法证据的不同处理方式.     

理解和适用新民事证据司法解释的几个重点问题

<正>200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诉讼证据的司法文件,对于当事人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保护、民事审判和民事诉讼实践的发展,以及民事诉讼证据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进步,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2019年12月25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是在对2001年《民事证据规定》实施以来审判实践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     

认罪认罚案中针对上诉提出抗诉情形的处理

<正>【裁判要旨】对被告人一审判决前认罪认罚,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检察机关因被告人上诉而提出抗诉的案件,二审不宜一刀切处理,而应当根据不同情形分别作出处理。对于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的案件,应当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对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发回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定罪错误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案件,应当作出改判。     

谈人大代表的申诉权

前不久,某人大代表在得知司法机关准备向人大常委会提请采取法律规定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时,或亲自或托人不断找人大相关领导诉说“苦衷”、“冤枉”,给常委会组成人员寄发材料,甚至晚上逐一打住宅电话,恳请给予关心。这位代表主要是对司法机关初步认定的事实与证据提出异议,希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重视他的申诉理由,对司法机关的提请报告把关审查。此事在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造成一定影响,也存在一些争议。该代表是否是在行使代表的申诉权?何为代表的申诉权?代表的申诉权应如何行使?笔者试对上述问题从法律角度作一剖析。我国《宪法》《…     

行政诉讼中依职权取证之限定性思考

现代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均以辩论主义为原则,即法院以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认定事实,并据以裁判,而不依职权主动收集诉讼资料。司法的中立性要求裁判者对诉讼材料的提供应尽可能保持消极地位。过度依职权取证违背诉讼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和诉讼程序公正的原则。但辩论主义也有其不足之处,辫论主义效果的发挥有赖于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且对于不利于自身的资料不主动提供,法院便无法查清有关公共利益或程序性的事实,因而为维护公共利益和提高司法能力的需要,就应允许法院依职权调取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22条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职权取证的两种情形,但司法实践中对依职权取证的决定、调取及出示与说明程序均没有具体的操作规则。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试作探讨。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     

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的合法性及其效力

目前司法实践在对跨境网络犯罪的侦查中越来越多地采用传统刑事司法协助以外的非正式电子取证手段,但学界对此却一直存在着认为非正式电子取证本身不具有合法性以及其所获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效力也存在疑问的攻诘。传统的正式刑事司法协作难以应对新型跨境网络犯罪,数据主权与打击犯罪的利益衡平与我国证据立法的空间表明跨境网络犯罪中非正式电子取证应当具有合法性。在此基础之上,对跨境非正式电子取证所获电子证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从证据能力到证明力的阶层化思路,在证据能力认定中重点考察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非法取证情形从而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证明力认定中重视境外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与证据补强来弥补最佳证据规则和瑕疵证据规则。     

探矿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及解除

【裁判要旨】在审理探矿权转让合同糾纷时,当事人起诉请求解除探矿权转让合同并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应首先审理探矿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形态,即合同是否成立、生效及合同条款的法律约束力。依法成立未生效的探矿权转让合同,对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具约束力。符合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立未生效的合同中的大量约定条款,在合同成立未生效期间,始终对合同各方当事人处于约束状态,在合同一方当事人依约行使解除权时,适用合同解除制度,以实现公平效率价值。对于探矿权转让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在违约责任约定不明情况下,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兼顾商业风险负担和利益平衡等因素,根据事实证据并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合理分配双方损失负担。     

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之比较及其现实启示

国际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证据立法在模式、证据种类、证据的收集和披露、证据的采纳和评价、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但其基本内涵对我国改进完善刑事证据立法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鉴价值。我国可在刑事证据立法的方向上借鉴国际刑事证据规则,即确立在证据采纳和评价上的自由原则和证据收集、出示和质证上的对抗式模式,具体制度上可借鉴证据种类、书面证言的采纳规则、证人保护措施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