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再出发

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一次思想大解放,成为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先导。今年,是这场大讨论的三十周年。回顾总结这段     

本刊选稿用稿“十六字标准”

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本刊结合自身情况,经长期摸索针对不同内容的稿件概括出来的选稿用稿标准。本刊编辑部许多年来一直按这个标准在选稿用稿,今后会更加明确地坚持这个标准。     

民事抗诉案件应正确适用证据规则

证据规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及法院的审判活动具有指导意义，而且是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抗诉理由的重要法理依据。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隹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有较大的差异，在民事审判中审判人员对证据证明力的判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民事抗诉案件中应当正确适用证据规则，增强抗诉书的说理性，力争使法院再审时采纳检察院的抗诉意见，纠正原错误判决。     

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及其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对于这一证明标准不能机械适用，应当区分待证事实的性质。对于指控的犯罪成立或者罪重的事实，应当严格证明；对于程序法事实和无罪、罪轻事实，可以自由证明。尤其是在死刑案件中适用这一证明标准时，要格外慎重，严格把握量刑证据，从而达到少杀慎杀的目的。     

知识产权犯罪门槛的下降及其意义

立案标准和追诉标准的意义在于启动刑事程序;定罪标准的意义在于确定犯罪成立,指导犯罪圈的划定;而起刑点的作用在于适用刑罚、指导量刑,确定刑罚干预的范围;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一降再降,其原因既有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有自身的利益追求;知识产权犯罪的门槛下降的法律意义有三: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界定犯罪;其次是能够促进执法水平的提高,更加有效地治理犯罪;再次是能够改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模式.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探析

本文从两大诉讼的证明标准谈起,通过二者的对比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证明标准的影响来论述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切入点,然后以点带面,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作更深入的剖析,从而为我国司法实践提供可行性建议。     

上下通达：标准制定与专利池管理的结构性矛盾与调和

标准制定组织和专利池管理机构二者间存在着天然的结构性矛盾,并可能导致在标准世乔里最为棘手的一些现实问题。本文分析了标准制定与专利池管理的结构性矛盾成因,对可能出现的设置模式进行了对比,并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境的调和该结构性矛盾的思路和设计。     

飞行员辞职首例判决——零赔付

今年1月,经北京市顺义区劳动仲裁委员会调解,与国航解约的温先生,未支付一分钱赔偿。航空业界人士称此举开创了飞行员辞职零赔付的先河。前不久,新华航空公司的郭先生则成为首个经法院判决辞职零赔付的飞行员。     

论翻译标准中"信"的基础地位

翻译即不同语言之间或同种语言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间在使用实践过程中意义的相互转换。翻译标准是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进行翻译实践时，应严格遵循翻译标准，尤其是“信”的标准。这样做不仅对理论研究，而且对实践应用都有其重要意义。不但可使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能力，在主观上更好地融入作品，而且可以促进文化交流走上健康之道，还能让翻译的真正意义得到体现，使翻译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