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返贫,这里有“铜墙铁壁”

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2021年以来,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积极探索建立防返贫机制,健全完善一个方案——《云州区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案》,建立两项制度——联户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搭建一个平台——云州区防返贫监测预警和帮扶管理系统,创新一个救助基金——云州防贫宝,对易返贫致贫人口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努力构建防止返贫致贫的“铜墙铁壁”。     

民族山区转型农村返贫人口的多维成因探讨——基于恩施州的实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深入,民族山区转型农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返贫现象,目前已成为民族山区农村扶贫工作的难点。为了应对这种新变化,文章以恩施州为个案,基于调研数据,对民族山区返贫人口的成因进行了探讨,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云南禄劝 打造救助帮扶综合评估“64X”模式

2021年3月,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被纳入云南省"困难家庭救助帮扶综合评估"试点县。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禄劝县创新救助评估模式,组建了408人的"县+乡镇(街道)+村(居)+组"四级信息员队伍,积极探索运用6步工作法、建立和应用4种致困分类法、综合实施X种救助帮扶政策,形成了困难家庭救助帮扶综合评估"64X"模式,开创了"精准、高效、智慧、便捷"的困难家庭社会救助帮扶综合评估工作新局面,返贫致贫现象全清零。     

健全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五点建议

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农村贫困问题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实现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型,防止返贫成为当前和今后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2020—2021年,国家先后两次出台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文件,各地相应建立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但由于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课题组通过分析各地监测和帮扶机制建立情况,采用实地调研和走访座谈等方式,论证返贫规律和共性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目前影响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最近指出：当前农村亟待解决七大问题：1．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每个家庭的教育开支平均值为5975元。占到总收入的30％，成为农村家庭的最大支出。2．农民看病难、医疗保障程度低。据调查，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仍大量存在。农民一次大病平均花费7000多元。差不多是一个家庭一年的全部收入。3．财政支农资金难以统筹使用。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急需的水利和道路等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远远不够。     

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在我国农村，传染病、地方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等隐患仍在严重威胁着亿万农民的健康，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对于农村人口众多、经济不够发达的我国，解决农民基本医疗保障问题，不可能由国家和集体全包下来，也不能完全靠农村个人自费医疗，已走过风风雨雨50多年的合作医疗，被实践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佳选择。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结合望江实际,霍辉表示,望江县始终把防止致贫返贫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强化产业带动和就业脱贫,努力推动望江实现高质量发展、走向全面振兴。     

关于遏制农村贫困人口"反弹"问题的研究

2003年,我国农村20年来首次出现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的现象.在农村扶贫开发进入攻坚阶段之后,遏制返贫已成为农村扶贫攻坚中的新内容、新课题.我们必须科学地分析贫困人口"反弹"提供的新警示及扶贫攻坚阶段返贫的新特点,并有针对性地实施遏制返贫的战略对策与措施,实现稳定脱贫,进而为农村小康建设创造条件.     

巩固产业扶贫成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三农"领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全面完成脱贫任务,巩固脱贫成果,接续推进减贫和坚决防止返贫,加快补齐农村短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为云南产业扶贫转向产业振兴及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突出重点,多措并举推进产业扶贫科学统筹,政策驱动。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