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性义务到性合意——论中国婚内强制性行为何以为罪

进入21世纪以来,婚内强奸一直是中国学界讨论的话题,但是也始终争执不下。笔者以为婚内强奸就是犯罪,因为现代婚姻法中夫妻都是独立主体,各自享有合法的性自由,夫妻之间的性行为应是各方以自由意志为基础而达成的合意行为,而不是单方性义务;单方强制性行为违背妇女意志,按照中国刑法规定就是犯罪。但是婚内强奸有其特殊性,应以当事人亲告作为法律介入的底线,并由当事人决定婚姻是否存续以及应否存续,不能让婚姻成为强奸的免罪牌。     

谁来担这落水之责?

<正>【案情回放】2012年8月的某日,仅10岁的李某和邹某、张某、陈某四人相约到江边玩耍。到了江边后,李某和邹某、张某下水玩耍,陈某没有下水,玩耍过程中,李某不慎掉入深水里,邹某尝试救助,但没有成功,李某溺水身亡。事故发生后,邹某将李某的衣服藏在石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土壤与基础

正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国这一地域上,生活于斯的各时代、各地域、各民族的人群,其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复杂多样、丰富多彩。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各族群、各文化与宗教,在这里不断碰撞冲突,交叉整合,多样统一,和而不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从上古先民至今,中华文化虽历经曲折变化,不断改易,然顽强地一以贯之地延续了下来,没有被外来文化的冲击所中断,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在人类文明史上,尚没有任何一个文明具有如此的柔韧性、连续性。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内在自我的独特     

道德合理性的重建：康德伦理思想的解读

道德合理性是对道德何以可能的回答，是伦理学的基础问题。康德诉诸实践理性的先天分析，构建了以道德法则为原则，以主体人为基础，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道德理论体系，对道德合理性进行了卓越论证。康德理论的重要成果和遗留问题，对后来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发展有巨大影响，是现代性道德建设的重要理论前提。一些现代理性主义者在道德合理性论证中，继承并深化了康德这一思想，如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道德考验，道德合理性的构建，不仅是理论的期盼，更是现实的祈求。在此意义上，有必要对康德的道德合理性构建思想展开深入分析。     

典型宣传要接地气扬正气鼓士气

典型宣传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潼南县聚力典型宣传，做到接地气、扬正气、鼓士气，成功培养、树立了以全国道德模范吴恒忠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型。     

理性的善与恶:社会道德重构中的文化价值

尼布尔对理性在解决社会道德问题中所起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在思考现实社会问题时他却充分运用了理性的力量,接受了理性的分析和对策。我们应在尼布尔理性观点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理性的作用,在正视情感的前提下,发掘理性的力量,探究其在当代社会道德重建中的启示性价值。     

萨乔万尼道德领导思想及对我国官德建设的启示简

道德领导是当代美国教育管理学者托马斯·J·萨乔万尼在反思传统的以科层制为表征的教育领导思想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领导思想，其中所包含的反思性实践观、领导权威来源的拓展、学校共同体理念、寻找“领导的替身”等新颖观点不仅开辟了以价值观、信念认知教育领导的新视角，而且契合了当代领导理论的新趋向，对加强我国的官德建设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论传统中庸文化的现代司法运用——基于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建成,但西方法治的横移所带来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司法过程中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之间的矛盾便是西方法律模式硬移植而产生的"水土不服"。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影响深远,将传统的壳注入现代化的内容,对于有效化解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的矛盾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这就是党员意识

正什么是党员意识?在我看来,党员意识就是入党誓词里的那些话: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段话非常精辟地概括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意识。作为党员,忘记和丢掉其中任何一句话,党员意识都是不完整的。誓词第一句话是"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的话都是党组织对党员的要求。入党是本人志愿,不是被迫的。党组织提前跟你把话都说清楚了,你要加入这个组织,就要按这些要求去办。既然入党是志愿,就意味着本人愿意完全接受党组织提出的这些要求,并将这些要求自觉地融入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中去。光有这个志愿还不够,党组织还要考验你是否符合条件。个人有了志愿,再经过组织的考验,符     

传统中国国家观新探——兼及对当代中国政治法律的意义

本文认为家国一体观是传统中国最广泛持久的国家观,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家与国的同构;一是家与国的共理。所谓家与国的同构是指家与国(包括法)都是一体两元主从式多样化的构成,这是它的形式结构;所谓家与国的共理是指国家政治(包括法)道德化,这是它的内涵实质,而贯通它们的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文化原理。家国一体观是一种适合传统中国且至今还有影响的国家观,但它本质上仍是一种传统的臣民国家观,因此,分析其得失并加以取舍,这既是历史又是现实的课题。对当代中国而言,政治道德化不必要,但对政治和法律(包括为政者和执法者)的道德要求不能放弃,同时充实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现代政治原则,以使我们从传统的臣民国家观转变为现代而又不失中国内涵的公民国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