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纠偏

1947年11月底至次年4月，习仲勋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了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这样，不仅及时纠正了边区土改中的极左倾向，使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而且对于各解放区以至全国解放后进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西安军事情报组纪事

周恩来指示成立西安通讯工作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磨擦,连续发动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和爱国民主人士警惕国民党顽同派向陕甘宁边区和其他解放区的军事进攻,随时保持戒备.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工作的地位与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极其艰难和残酷的抗战环境里，我党十分注重干部教育事业，为伟大的抗战事业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有力地支持了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研究这一时期的干部教育，总结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为当前我党构建学习型政党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周扬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中共中央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从同统区选调一些在文化学术方面有较高水平与成就的党员干部到延安工作，以加强文教战线的领导力提出过“国防文学”口号，与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人开展激烈争论，犯过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受到鲁迅的尖锐批评，因此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知道周扬的大名。他到延安不久，毛泽东就找他谈话，了解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委任他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后来又让他担任鲁迅艺术学院主持丁作的副院长和延安大学副校长。周扬在1942年2月开始后的整风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合作述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实行"三三制"的民主政治.在示范地陕甘宁边区,中共通过力促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开展与党外人士适度的争议与批评,创立党外人士座谈会、给予党外人士生活上适当的照顾等作法,与参政的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历史与现实的链接:“一国两制”模式下的法制发展与协调探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方略调整,停止两个政权对立状态,由此形成在一个国家内实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共同抗日救国,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结果,也是国共合作历史经验的结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对抗战时期一国两种不同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但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国家法制演进和协调产生了重大影响,提出了新的要求。     

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历程，从旧教育模式到创立自己的新型模式，由强制教育到尊重群众自愿，由包办到民办公助，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体制。边区社会教育，成为全国其他根据地的榜样和模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研究和总结这一时期社会教育经验．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乏启示。     

程序正义不是推卸责任的借口

中央电视台正在播送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向人们展现了陕甘宁边区一个司法官员勤政爱民的形象。可很不幸的是，一些新闻评论者似乎对这种革命战争时期的办案方式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政治与法律”应当分开，政治强调诉诸感情和行动，而法律则要求按照既定的程序规则办事。甚至有人提出，政治家在遇到重大灾难的时候不妨身先士卒，     

黄克功事件

1937年10月,在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     

试论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质

陕甘宁边区是特殊时代的历史产物,其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蕴含着很多的创新色彩,其中的合作社实践也不例外。从质的方面对边区合作社进行了剖析,分析其上级主管机关、内部管理架构、内部运行机制、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内部管理人员、合作社的外部联合等方面所呈现出来的系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