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昉:非常之策稳定就业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位居“六稳”之首的就业受到不小冲击。如何看待疫情对稳就业的影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的关键何在?非常时期超常规政策要如何发力?对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教授。“疫情之下的稳就业工作,是一场必须打嬴的硬仗。”蔡昉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就业比较充分,稳就业底气充足,主要基于三方面因素:第一,经济增速符合潜在增长率,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第二,服务业、新成长经营主体、新兴业态、新型就业形式等吸纳了大量就业;第三,政府把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公共就业服务效果明显提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军扩:答好疫情下中国经济答卷

一季度-6.8%的经济增速刚一发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即召开会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并对经济工作作出部署。“六稳”之后首提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凸显了一季度的极不寻常,以及经济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疫情下的就业突围

疫情考验着就业市场的免疫系统,规上企业基本恢复产能,本身免疫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尚未熬过难关,警惕农民工无工可返甚至复工即失业。应市场需求变化,中小微企业和求职者积极自救,拓展新业务、打开新市场、抓住新机遇、实行新用工,逐步构建起复工复产新秩序。精准下沉是打赢就业突围战的关键,干部要下沉,把优惠政策不折不扣地送到企业手里,服务要下沉,让劳动者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精准施策 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就业稳定

就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大势。稳就业,就是稳民生、稳民心。全省人社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服务保障,为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双胜利贡献力量。一是着眼于稳就业大局,强化政策支持保障。疫情发生以来,结合我省实际,转发或制发22个政策性文件,从降、返、补、服等方面加大对企业的政策支持。     

针对大学生就业从众心理的主体性就业指导策略

从众心理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影响大学生择业和就业的重要因素之一。大学生的就业从众心理主要表现为职业选择从众、地域选择从众、创业选择从众。主体性就业指导是对大学生进行从业之前的自主择业意识培养、自主择业心理培训和自主择业能力培训的一种思想指导方法,能够帮助大学生及时了解就业形势,积极发挥主体潜能,主动提高就业能力。学校要和家庭、社会和大学生个人通力协作,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主体性就业指导,帮助大学生克服就业从众心理,找到能够充分发挥个人价值的岗位。     

按下民生建设“快进键”

今年的省人代会上,民生始终是人大代表关注的热点话题。从代表们的话语中,可以清晰感受到过去一年我省民生领域取得的可喜成绩。我省智慧学校建设整体水平居全国先进行列,非常了不起!政府在医疗费用管控、降低药品和医疗耗材价格等方面做了很多大手笔的工作。我省持续实施33项民生工程,极大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政府工作报告》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是被频繁提起: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强化就业和社会保障大力推进健康安徽建设……这样的话语,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民生温度,也为民生建设按下了快进键。     

贵州:以更大力度稳就业保民生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贵州大地生机盎然。网络招聘持续不断、农业园区热火朝天、扶贫车间有序生产、外出务工点对点帮扶……作为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在分区分级精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把稳定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积极做好高校毕业生、外出务工人员、易地扶贫搬迁户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确保全面完成202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就业乃民生之本

连日来,贵州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就业保障,坚持把稳就业摆在六稳之首。为保障群众稳就业,贵州搭建就业信息化平台,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打好组合拳;点对点安排专车专列专机,确保外出务工人员安全有序返岗,为劳动力供需搭桥;增设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就业,兜牢民生底线。     

“全面两孩”政策下育龄女性职业困境的整体性治理——基于浙江省的调研

公共管理学需要一种“性别的想象力”,尤其要分析一种治理或政策对女性、儿童及家庭的影响。“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在部分释放家庭生育需求的同时也在加剧育龄女性的照料压力以及职业发展困境。有效化解育龄女性生育与职业发展的冲突是我国人口少子化、老龄化时代下人口结构优化战略面临的一项重要公共管理议题。基于浙江省的调研数据,笔者从雇主和育龄女性两个层面考察和分析“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对育龄女性职业发展的冲击和影响:隐性歧视强化、收入下降、职业中断、职业发展机会受阻等。基于整体性治理思路,从政府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生育成本多元主体共担机制的重构、托育服务体系以及家庭政策体系的构建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