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的增量分析与应对措施

《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给人们普遍感觉是:企业用工成本急剧增加,大大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人甚至将其看作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事实上,通过对《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增量来源和大小分析发现,《劳动合同法》对守法企业所增加的具体的、显性的用工成本是非常有限的,而不守法企业中所增加的用工成本也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不会给企业带来太大的压力。为此,呼吁企业必须合法经营,及时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     

“数据安全法益”命题下虚拟财产犯罪的归责路径重构

我国当下围绕虚拟财产犯罪形成的数据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路径,在前提认知上缺失了对数据犯罪保护法益的考量,进而造成对数据的形式化认识误区;既有关于“数据安全法益”内涵的技术属性解读,无法证成狭义数据犯罪的立法价值,亦无法与传统法益相区分,需要在规范意义上重塑数据安全法益的内涵;虚拟财产借助“财产性利益”的抽象表达已成为杂糅数据与财产的高度含混的范畴,应根据数据体现的利益属性进行类型化限缩解释;围绕典型的虚拟财产犯罪,应在承认数据安全法益独立地位的前提下,厘清其罪数形态,摒弃竞合论的主张,同时,在财产犯罪内部证成“转移占有”的行为要素。     

非法证据排除分析通报报告制度的探索与规范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分析通报报告制度,对外能够通过向公安机关通报非法证据排除情况传导办案压力,促进提升侦查取证工作质效;对内能够提高检察机关对非法证据的审查判断和依法排除能力,强化业务指导和案件质量监督。构建非法证据排除分析通报报告制度,应明确检察机关的通报主体地位,规范通报报告的内容、方式和反馈程序,完善通报报告制度的配套机制。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刑事非法证据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刑事非法证据能否进入我国诉讼程序并最终据此定案,取决于我国确立怎样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处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法律传统与现实需要、公正与效率、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等五个方面的关系。     

论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入罪

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形势愈加严峻,我国刑法目前对其所设置的"外围式立法"模式面对这一形势出现了一定的刑法漏洞,罪名无法涵盖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特别是其中"合法获取、不当利用"的模式为犯罪分子提供可趁之机.因此,出于非法利用个人信息行为对法益侵害的严重性、其行为模式的独立性以及民行层面的力所不逮,应当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网络直播用工关系的劳动法思考

网络直播行业光鲜亮丽的背后是网络主播寻求劳动法保护基本劳动权益的征途。经纪公司进军网络直播行业的初心也在于该行业用工关系处在劳动法调整的灰色地带,用工成本低且获利大。现行劳动法单一调整模式日益暴露出诸如网络表演用工等非典型劳动关系规范漏洞,加上从属性标准抽象化在演绎推理式的裁判逻辑中拔高了劳动关系认定难度,法院更倾向于用合同法来解决网络直播用工纠纷。为保护网络主播等自治性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今后可以考虑两种立法体例,或是转变劳动法调整模式,采用三分结构增设类似劳动者制度,扩大调整对象,或是保持劳动法体系的稳定,专门制定下位法,规范网络直播用工关系。     

女职工假期设置对女性权益维护的影响及国际经验比较

在全面两孩的政策背景下,延长产假并不能提升生育意愿。对工作女性而言,只有降低育儿成本,她们才敢生;对用人单位,特别是非公企业而言,只有政府和全社会能够合理分担生育假期等成本,企业才有积极性,并惠及到生育男女职工;最终实现中国人口战略的转型,达成劳资政三赢的和谐局面,真正"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且,维护女性权益也不能单纯从延长假期入手,随着男女之间地位和家庭责任的改变,一定要从工作生活平衡和男女共担家庭责任的角度,全面考量假期设置;同时,由于落实生育假期保护的关键在于用人单位,因此,如何减轻用人单位的负担,使它们有落实政策的积极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陕西维护职工社会保险权益的调查与思考

从近五年陕西省总工会职工法律服务中心受理职工申诉、上访情况来看,虽然职工上访申诉总人次呈逐年减少趋势,但因社保引发的上访申诉案次和人次占比不降反升。其中,2010年分别占比约13%和10%,2011年分别占比约19%和23%,2012年分别占比约24%和18%,2013年分别占比均约25%,2014年分别占比约26%和28%,并在工伤、工资、住房、劳动保护等十二种主要类型申诉问题中所占比例始终排在第一。     

共享员工模式常态化发展的思考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共享员工"这一新型用工模式随之兴起。当前,"共享员工"在实践中存在一定法律风险,如立法保护不均衡、欠缺事前约定、存在商业泄密风险等。为此,可从立法引导、行政监管、技术支持、附随义务等方面着手,为"共享员工"模式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监察案件中法院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判断

《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监察证据具有进入刑事诉讼的资格,但是该证据能否作为最后的定案证据还需要看它是否具备证据能力。现行《监察法》并未对证据的审查制定相关细则,在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背景下,完善法庭对监察证据的审查对查明案件事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词证据是监察案件的主要证据形式之一,但在获取言词证据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故而需要加强对言词证据的审查。应当在刑事诉讼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同时要建立调查人员出庭制度,重点审查被调查人口供的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