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如何定罪量刑——兼论非法经营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界定非法经营行为,关键是看该行为是否侵害特定的许可经营和市场准入制度,从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非法经营之“情节严重”应以非法经营额或者违法所得额为基础,并综合考虑其他主客观方面的要素。其中,非法经营额的认定最为关键,它一般是指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额,也可以是非法经营对象的数量。销售假冒伟哥的行为,同时触犯了销售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及非法经营罪等三个罪名,构成想象的竞合犯,应当根据销售金额大小择一可能被判处较重刑罚的犯罪定罪处刑,而不是一律认定为同一个罪名。在对非法经营罪适用罚金刑时,作为罚金根据的“违法所得”应该理解为“已经获得”,或者“能够预期获得”。     

杨树青等非法经营案--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

本文通过选取北京市法院系统审理的典型案例,对非法传销行为应如何定性及处罚进行了详细分析,并结合案例,对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四)项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含义,及如何掌握非法经营罪中"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进行了探讨.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非法经营罪之关系

一、基本案情 2009年7月．被告人罗某某与祝某经商议后成立了某软件开发公司并组织人员通过违法开展股票业务的方式骗取股民资金。在组织人员实施诈骗过程中。罗某某与祝某等人在公司不具有开发软件的能力、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的情况下，以4万元的价格。在外购买到所谓的炒股软件．欺骗客户说是其本公司自己研发的炒股软件。     

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实证分析

司法实践对非法经营罪兜底性规定的态度并非学界所期待的"限制",而是尽量"扩张"。司法实践不受刑法条文空白罪状要求的制约,参照相关"国家规定"的比例很低。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与侵犯著作权罪、赌博罪等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同类案件适用非法经营罪的比例大于后者,而且非法经营罪的宣告刑重于后者。刑事立法背离罪刑法定原则越远,刑事司法罪行擅断的程度就越严重。司法实践不仅使非法经营罪变成了"口袋罪",也变成了刑罚过剩的"恶罪"。     

皖南第一案

发生在皖南泾县的张羽涉黑大案．是2010年全省“打黑”第二大案，皖南第一案。该案被告人数之多、涉嫌罪名之多、犯罪事实之多、案卷之多、案情之复杂．是一个县级法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2010年．泾县人民法院对张羽等20多人涉黑案作出一审宣判。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经营罪等多项罪名对张羽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并处罚金1．05亿元：其余19名从犯也分别领刑8个月至16年不等，并判决了一定数额的罚金。     

全国首例网络游戏“外挂”入罪案如何下判？

2011年5月23日，随着南京市中级法院审判法官的终审法槌落下。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争论得十分激烈的全国首例网络游戏“外挂”入罪案尘埃落定，法院以非法经营罪终审判决被告人董杰有期徒刑六年、罚金3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珠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20万元。     

销售“黑彩”行为之定性探析

由私人坐庄，借助国家合法、公益的彩票开奖号码进行非法赌博，俗称“黑彩”或“私彩”。据黑龙江省体育局估算，该省公彩市场上每年至少有近12亿元销售额被非法彩票侵吞，而且这个数量仍呈不断上升趋势。非法经营黑彩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极大地损失，也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需要严厉打击。然而就现状来看，目前全国各地司法机关对销售“黑彩”的行为定性并不一致。那么，销售黑彩的行为究竟应该如何定性？     

非法经营罪中“非法买卖外汇”的理解

“买卖”作为普通用语包括买和卖两个方面的含义,但对于刑法中“买卖”的含义要结合犯罪类型的本质以及刑法规范的目的予以确定,不同刑法条文中“买卖”的含义也不一定相同.非法经营罪在客观方面是一种经营行为,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非法经营罪中的“非法买卖外汇”也必须被解释为是一种经营行为.非法买汇自用行为虽然破坏了国家对外汇的管理制度,但其没有营利的目的,不是经营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市井万象

官长学术科技部公布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1年启动的172个项目前两年预算安排和2009年立项的107个项目后3年预算安排,在这份279人的名单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包括高校校长、各学院院长、科研机构所长,公司副总裁、总经理、总工程师等,占总人数的近75%。其中还有一些专家为单位现任法人代表。     

对于非法套现行为是否有禁止性国家规定?

Q编辑同志: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有辩护律师提出,非法经营罪的构成,以有关经营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而对于非法套现,目前并无相应的禁止性国家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