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考察

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方面看,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源流体现在主要依靠当事人自觉履行的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人民调解协议、部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探索、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立法确立等。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现行规定及其适用存在不少问题,需要从增加申请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主体、理顺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管辖法院的规定、确定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方式、明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后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继续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     

论党的建设中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参政党也应当发展党内民主，这是多党合作制度整体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同时，参政党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规律，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可以学习借鉴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做法，也可以成为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先行先试。在执政党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背景下，如果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可以促进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也就是间接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     

人的样式是我国财产权制度的基础

人权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人的样式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是人的制度与文化的基础；而人的样式本质上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对立统一，它决定了我国的产权结构必然是个人所有制与公有制的对立统一。这也是向自然的回归。     

女性叙述中的世态炎凉——以魏微的小说《化妆》为例

女性写作往往以书写家长里短、婚恋纠葛的＂小叙事＂居多,但其优秀之作却往往在其中传递着十分复杂、深广、尖锐的社会命题,魏微的小说《化妆》突破了类型化言情小说及模式化底层叙述的痕迹,最大限度地彰显了物质、经济、利益因素在两性关系中的长驱直入,将一个普通的婚外恋故事演绎成了一份阶层叙述与身份言说的社会档案。     

论佛教在西方200年的形象变化

在过去的200年间,佛教在西方的形象,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佛教徒已从最初的异教徒,转而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对话者;西方学者原先常把印度佛教、巴利佛教看成"纯粹佛教",而把汉藏佛教当作印度佛教的附庸,甚至是堕落的表现形式,现在,这种"退化史观"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佛教在19世纪被普遍当作一种"虚无主义",但到20世纪下半叶,竟成了疗治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所有这些变化,正在催生欧美国家的"新佛教":注重禅修、强调参与、倡导宗教对话。     

20世纪30年代吉隆坡福建人的籍贯分布——以吉隆坡福建义山收据为中心的考察

经过19世纪后期数十年的发展,吉隆坡由一个小城逐渐变成雪兰莪州的首府,来自中国的福建人的人数也逐渐增长。虽然并未能如广府人和客家人的数量之多,但也最终成为吉隆坡第三大方言社群。通过分析30年代福建义山收据,可以发现闽南方言群占福建籍人的八成以上。其中泉州下辖的安溪、南安、永春三县又分别成为其中占人数前三位的县份社群。20世纪上半叶安溪、南安、永春三县籍的成功"新客"就对吉隆坡福建人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论客家精神与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笔者在庞朴的＂物质-制度-心理＂文化层次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物质-制度心理-精神＂的文化层次结构,对客家精神进行文化结构层面上的分析。笔者认为,精神才是文化的最深层,是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超越时空与阶级局限的,精神是永恒不灭的。只有高扬不灭的客家精神,才有助于实现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从而实现客家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腾飞。     

且说自行车行业员工的素质教育

人的因素是决定一个企业兴旺与颓废的关键,自行车行业尤其如此。这一行业要想做大做强,必须注意全面提升各层次员工的相关素质。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偏低问题研究

企业收入分配权引发的问题,同财产权中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有因果关系。在企业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中,"共赢"的制度规则将使企业分配带来"共赢"的结果,反之则相反。因此,调整企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保持外部约束的"刚性",促使企业对资本财产权中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加以调整,以此实现属于劳动者的企业增量收入分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