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ise of Statutory Wills and the Limits of Best Interests Decision‐Making in Inheritanc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statutory wills’ executed under the Mental Capacity Act 2005 (MCA) for persons with impaired mental capacity.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tatutory wills, before exploring their rising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It considers the shift from the previous ‘hypothetical substituted judgment’ test to the contemporary ‘best interests’ orientation of the MCA. The article assesses the problems that the best interests approach raises in this area, and its (in)compatibility with the right to equal recognition before the law under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rguing that the pervasive reach of best interests in contemporary mental capacity law requires reconsideration.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a more limited framing of the power to execute statutory will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appropriately balance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with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round the distribution of assets on death.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重返亚太”——兼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重要海外安全利益的影响

遏制思想的提出者乔治·凯南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因此,他主张对中国的遏制应采用"选择性遏制",即相机抉择使用经济、政治与军事的手段。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认为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受到中国的空前"挑战",提出"奥巴马主义"与"重返亚太"战略以牵制与遏制中国的发展。但在遏制中国的手段上,美国一改冷战时期以军事遏制为主的"全球性遏制"方式,采用了与凯南遏制思想一脉相承的"选择性遏制"方式。美国"重返亚太"将深深镶嵌进亚太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的有关问题之中,对中国在该地区的重要海外安全利益带来了新的挑战。     

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职责

一部电视剧《民工》吸引了亿万观众眼球,一篇篇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报导,引起了举国上下的高度重视,在这一特定时期和条件下,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一、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工对城市经济发展做出     

重构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思考

基于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现状的考虑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目前宜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履行诉讼等三类。在此基础上 ,可借鉴美国的“事实损害标准”确立一种以“权益损害”为基本标准 ,视诉讼类型的不同而起诉条件各异 ,并辅之以“案例规则”为适当补充的原告资格制度基本框架。在三种诉讼类型中 ,撤销诉讼的原告资格最为宽泛 ,确认诉讼的原告资格要窄于撤销诉讼 ,履行诉讼的原告资格最易于确定。     

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思考

制定公益征收征用法 ,明确相关概念、界线 ,从而完善公益征收征用法律制度 ,已显迫切。公益征收征用的对象应包括无形资产和集体所有财产 ;公共利益应定位为不特定多数公众的共享性公益 ,应采用列举式立法例加以界定     

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党群关系

党群关系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基本命题。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着利益结构调整和治理模式变迁的影响,并在发展中形成新的特点。注重多元主体中的利益协调和社会发展,实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将有助于形成政党协调社会的有效机制。     

论行政规划变更的法律规制

当下中国的行政规划似乎是在一个法治的“真空”内运行,规划的变更表现得尤为明显,完全不顾及行政行为的信赖保护,也不对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利益相关人予以补偿。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背离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尊重。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规划变更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反思,从而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行政规划的变更予以法律规制。     

夹缝中的表达

伴随着国家权威的建立,由国家赋予的法律和正规制度在农村已经确立了其地位。这是农村秩序与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但是,在农村的社会冲突中,法律和正规制度更容易成为强势人群的武器,并不能代表公正。处于社会弱者地位的农民往往得不到法律和正规制度的保护,他们在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需要在社会公正与合法之间找到平衡点。“夹缝中的表达”既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也是他们的位置使然。     

政府失灵的又一种救治途径——一种不同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官员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这与官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存在持久的冲突,并导致政府失灵,进而得出结论是: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条件,政府应尽量减少干预,最大限度地约束政府的权力范围。但是笔者以为,对于市场经济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官僚制业已达到极致的西方发达国家是适用的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对于我国而言,减少干预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小的方面,因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要实现跨越式发展,没有政府的大量干预和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建立起一整套激励共容机制,这样政府利益不仅不会损害公共利益,反而更能促进公共利益。     

我国公益征收制度的法学定位

近年来以“公共利益”为名的违法征收现象日益凸显，引发了诸多社会矛盾。有鉴于此，亟待从制度完善方面解决现实困境。在制度借鉴的过程中，必须深入发掘公益征收制度背后的价值根基与内在品格，明确其法律归属，唯有如此才能科学定位乃至重构该制度。通过细致考量，从法学的视野对我国公益征收制度给予合理定位：以人权保障为目标价值、以控制公权为内在品格，本质上是一项典型的公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