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主体终止的制度检视及其结构优化

商事制度之完善不能偏囿于入口端的登记,还应关注出口端的终止。终止制度对市场风险出清、债权债务处置、要素资源优化具有重要作用。终止的面向大于破产,还有庭外解散和停止经营的进路,终止流程包括去除营业资格的清算和剥离主体资格的注销。现有商事主体终止制度面临双线困局:外线解散过罚不当、清算概念混用、注销虚化空转;内线破产类型狭窄、终端注销衔接不畅。近年来,作为改革突破口的简易注销和强制注销渐次推出,但面临法律正当性阙如之虞。破解困局当有结构化方案,以主体分类、繁简分流为主线,辅以歇业登记、注销回转的补充,通过公司法、破产法、登记法的联动修改,可助益于商事主体终止的理念更新和制度优化。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疫情信息公布义务主体

《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中的"授权"并非一般性授权,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只有在获得具体授权时才能成为"传染病暴发、流行时"的疫情信息公布主体。疫情信息不同于预警信息,因此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并非重大疫情信息的公布义务主体。现行规定存在公布主体层级过高导致信息发布不及时、疫情信息内容不清造成公布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应将疫情信息分为传染病的专业化信息、传染病暴发与流行的状态信息、疫情日常信息,分别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公布。     

纪检监察学科的发展现状、学科建构与实现路径

纪检监察学科,是关于纪检监察制度及其发展规律的系统知识体系,是党的纪律检查活动和国家监察活动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是党长期执政条件下推进自我革命、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和法治化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学的研究对象是纪检监察制度与纪检监察活动。纪检监察学有可能、也有必要作为法学门类下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建设。构建纪检监察学科体系应当以纪检监察制度为逻辑起点,以党和国家监督为基础范畴,以纪检监察权为核心范畴,以纪检监察理论为基础支撑,以纪检监察制度、纪检监察活动为体系范围。     

新情势下对行贿罪犯罪构成的再理解

贪腐被视为最令人痛恨的官员行为之一．当然也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贪污、受贿等官员行径上,但实际上造成受贿的源头——行贿却往往被人忽视。笔者试图就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心态的变化对行贿罪犯罪构成的主体、主观方面（犯罪目的与犯罪动机）、客体、客观方面（犯罪手段的变化）做出新的理解和判断。     

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兼评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

通过对证据学和证据法学历史分野的考察,可以发现诸多学者曾经对证据法学独立作出的努力,证据法学独立于证据学以及程序法学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回顾我国从1930年到2005年证据法学的起步、发展、挫折到恢复的历程,虽然有不同时代的学者对证据法学研究作出的贡献,但也存在相当多的问题,甚至重新纠缠于证据学的研究之中。如果要立足于证据法学的继续发展,应该借鉴英美证据法学的学术资源,明确研究的对象,改进研究方法,并在研究的程度上进一步深入。     

论渎职犯罪主体中的几个问题

现行刑法分则第九章及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渎职罪,共有23个条文34个罪名。其中,现行刑法典吸收了1979年刑法和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有关渎职罪的部分规定,但缩小了犯罪主体的范围,仅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此,是否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关涉着渎职犯罪的定罪问题,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由于我国刑法并未明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含义,只是在《刑法》第93条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由此导致了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均存在较大分歧。本文拟就渎职罪的犯罪主体的几个问题予以论及。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形态

从主题学视角看,启蒙、专制、救亡、翻身、民粹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主题,路径选择的不同既能够使它们同步实现,也能够使它们相互拆解。从晚清到"五四",从抗战到新中国,虽然不同时期主题表现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互有隐显的结构形式却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与面貌。     

刑法渎职罪主体界定问题刍议

如果仅从根据立法原意和刑法分则第九章渎职罪相关规定来理解,渎职罪主体应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如考虑到刑法总则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以及总则对分则第九章渎职的指导作用,则渎职罪主体不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本文试就如何界定渎职罪主体范围略陈管见。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及对策探讨

国家安全包括内和外两个方面,是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的统一。影响及威胁、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也包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对于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来说,“内忧甚于外患”,保障国家安全的重点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威胁我国国家安全之“内忧”的根本途径和手段。此外,还需要全方位认识和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确立能够统合内外两方面的系统安全观,制定包括内外两方面的真正的国家安全法和完整成文的国家安全战略,设立能够从对内、对外两个方面领导和管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权威机构,构建能够包容内外两方面的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学科。     

论个人信息的行政法保护

行政主体收集、处理和利用个人信息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我国应尽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信息主体有权要求行政机关不能随意处理个人信息,公开对其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规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原则、监督和救济制度。利益衡量是目前协调个人信息保护与行政信息公开的适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