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的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

普通法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司法审查,“高级法”观念,法官的权威和适当的法律方法。正是这几个方面保证了法律至上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得以实现。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价值的崭新定位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第一、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价值定位的历史经验基础上,从党的执政合法性的高度对发展价值做出的科学定位。这无论从物质基础、文化基础,还是从群众基础来看,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国初期党的合法性基础与民主党派

合法性是政党执政的基础。建国初期党在对民主党派的政策与实践活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有效整合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利益认同,拓展了执政的合法性资源,巩固了执政基础。     

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国际实践与借鉴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建立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责任保险为辅,限额赔偿和受害者全部索赔相结合的环境责任保险基本制度。同时,采取扩大环境责任保险范围、制定科学合理的保险费率、以联保集团作为承保机构以及放宽保险的索赔时效期间等措施来健全环境责任保险的具体制度。     

我国侦查透明制度的建构

侦查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我国侦查理论与实践长期以来奉行侦查保密原则。事实上,侦查本质上是一种程序构造,理应符合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坚持侦查保密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主张一定程度的侦查透明,这是程序正义的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侦查透明有其独立的理论依据和价值基础。要在我国实现侦查透明,必须相应地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     

立法动议权新探

立法动议是向有立法权限的立法主体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废止某项立法性文件的立法申请,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权范围内的权利,是不特定主体的权利,是不一定产生对应后果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模式转换、经济利益多元化、民主参与以及公众社会利益实现的必然。从主体、范围、实体规则、程序规则以及权利的具体实施几个角度探讨立法动议权的范畴与法律保护问题。     

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固定思维习惯”

文化对于经济活动具有型塑的作用,正是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赋予了经济活动以意义,为个人活动提供劳动动机,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技能、策略和制度,担当了经济活动“固定思维习惯”的功能。此外,文化规范尤其是习俗惯例等“固定思维习惯”,也对市场的消费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论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新出台的《担保法》解释基于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无效。物权法虽以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作基石却亦有意思自治之空间 ,物权法定主义仅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 ,于此之外 ,应为当事人自治之领域 ,担保期间的约定就属当事人自治之范畴。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能够提高担保的信用 ,更好的发挥担保制度的立法功能 ,同时也能使当事人充分实现意思自治 ,体现民法的私法本质。故此 ,立法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西方的差异及其走向现代化的思考

中西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异使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明显差别。前者推崇整体统一、直觉感性、中庸调和及内在超越,后者注重个人独立、逻辑论证、矛盾斗争及外在超越。这些差异对中西方各自的社会发展进程具有显著影响。面对与西方的发展差距,我国要想早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必须首先实现思维方式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