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抑或冲突：变革时代的政府与社会关系考察——对马克思主义治理学说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治理学说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彻底超越而达至社会自治,其核心是实现治理权由政府向社会的回归.历史的演绎使这一经典命题不断走出人们纯抽象思辨的"黑匣子"而成为可感知的现实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和现代形态存在着控权与放权、自然经济主线和商品经济主线的根本分野;中国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兼容传统控制型模式和现代释放型模式的"复合式形态".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动力模型和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框架.     

古今廉政法律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中国古代虽未建立健全现代意义上的一套完善的廉政法律制度 ,但其建立的十分完善的官僚制度中将治吏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并积累了丰富的吏治经验 ,主要表现在官吏的选举任用、考核管理、监察监督、惩贪肃贿等法律规范及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之中。当代中国廉政法制建设的任务十分急迫且繁重 ,其中“依法治官”应当说是重中之重。文中围绕官员选任、考核、监察、惩贪四个方面的廉政法制建设进行了古今的比较研究 ,对借鉴古代廉政法律制度的精华为今日所用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于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教育的思考

口供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各国司法界所重视。然而,获取口供的过程常常与"保护人权"这一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相冲突,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从公安院校的教育入手,就学员们对于"人权"、"刑讯逼供"认识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进行保护人权、遏制刑讯逼供教育进行探讨,以求使未来的执法人员从根本上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意识,自觉维护和推动人类文明。     

犯罪学Vs刑法学——刑法学话语霸权之终结

对这两门学科的定位所出现的偏颇,造成了对刑法学的过度尊崇和对犯罪学建设的边缘化趋势。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犯罪学在全部刑事科学中的学科地位是处于基础学科和"前犯罪学科"的位置之上。犯罪学是一门实证与思辨相结合的学科,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同刑法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刑法学需要以犯罪学的研究成果作为立法和司法的前提与基础。     

刍议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的必然产物,是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自由裁量权本身所固有的"自由"属性使其在公安行政执法中出现被滥用的现象。为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除了要求执法人员在适用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外,关键是采取有效措施对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     

新闻舆论监督机制的构建和完善

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社会,特别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作用,是衡 量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这对促进"依 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染性腔上囊病病毒HN01超强毒株VP2基因的克隆和序列分析

根据GenBank中登录的传染性腔上囊病病毒(IBDV)标准强毒株52-70株基因组序列,设计并合成了1对扩增IBDV VP2基因的特异性引物.以IBDV超强毒分离株HN01感染发病鸡腔上囊组织中提取的病毒RNA为模板,用RT-PCR扩增出了1.45 kb的cDNA产物,将扩增的IBDV HN01株VP2基因克隆于pMD 18-T载体上,获得了pMD 18-T-VP2重组质粒.将IBDV HN01株 VP2基因序列测定结果与已发表的其他IBDV毒株VP2基因序列进行分析比较,绘出系统进化树.结果表明,HN01株与欧洲超强毒株UK661、日本超强毒株OKYM、香港超强毒株HK46等非常相似,而与经典强毒株、弱毒株和变异株相差较大.     

民主选举：从村级到乡镇级

最近几年的村民委员会改选实现了真正的民主选举。村级民主选举将从根本上动摇村干部配合乡镇政府乱收费的行为,但这会强化乡镇政府所属的众多的站、所、室及公司直接进入市场,征收费用。乡镇政府的市场介入会导致巨大的效率损失。因此,有必要规范乡镇政府行为,而实现乡镇级民主选举则是规范乡镇政府行为的必然选择。而且,从笔者论证的结果和选举实践来看,在我国实行乡镇级民主选举是可行的。     

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治安问题是诸多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的综合反映。它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解决综合性的治安问题,仅仅依靠哪一个部门、一两个手段或某一个侧面,是不能奏效的。只有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才能根治这种"综合症"。因此,必须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进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之思考

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在当时是必然的,这是由共产党人的法律观、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决定的."六法全书"的废除,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既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断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强化了中国社会蔑视法律的民族传统心理,为新中国政策治国、以党代政、以党治国开了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