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新思维

本文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高度,针砭和整合传统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提出了建立新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路.     

质疑独立董事制度

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为了改善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制约内部控股股东利用其控制地位做出不利于公司和外部股东的行为,以保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但由于<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更没有相关的详细规定,导致了实际操作的困难.从实践的结果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无法保证;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在监督权力上重叠与交叉造成的权力冲突,导致资源浪费或互相推诿,增加监督成本,降低公司运作效率,影响公司治理的质量.当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很好的成长环境时,对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的频频发生,我们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寻找法律救济.     

公民行政诉讼救济权的保护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颁布 ,标志着我国法院已开始依据其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制衡 ,并且成为监督政府行政法治化、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行政机关的侵害的重要措施。但公民的行政诉讼救济权仍受到种种制约 ,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应对公民的行政诉讼救济权予以关注。本文对公民行政诉讼救济权概念和内涵进行初步界定 ,并探讨了其保障的具体机制。     

辩护律师执业纠纷仲裁制度的构建——完善执业权利救济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辩护律师执业难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痼疾”。近年来,国家层面的一系列举措初见成效,但并非“治本之策”。低效乏力的同体监督、息事宁人的行政协调、缺乏制裁的处理结果以及“运动式”的治理方式等无助于构建律师执业权利救济的长效机制。律师的执业权利不同于诉讼权利。执业权利侵权纠纷本质上是发生在不同法律职业群体之间的特殊纠纷,应当建立专门的执业纠纷仲裁制度。为了确保仲裁的权威性、惩戒的威慑力以及救济的便捷性,还应当推进政法委与司法行政机关合署办公,建立统一的法律职业人事管理制度,并建立律师执业纠纷解决网络平台。     

论救济权的救济——诉权的宪法保障研究

诉权是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诉权又是救济性的基本人权。作为公权与私权之间的桥梁,程序与实体之间的纽带,诉权的宪法化和宪法性为诉权提供了司法救济和宪法救济两个渠道,救济也相应地分为两个相互连接的层次:权利的救济导引出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的诉权的救济导引出宪法诉讼。从保障诉权进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我们应顺应世界各国整体性的走向和趋势,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制度,走宪法司法化之路。     

我国新公司法中的公司僵局处理制度评析

我国新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立法实际上赋予了股东在公司出现僵局酌情况下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决定公司的去留,是新公司法现代化和完善化的表现,能达到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但还不能完全解决公司僵局的问题,且其规定的司法救济途径也值得思考.     

Governance through government networks: The G8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an informal grouping without headquarters, permanent staff or legal powers, the world’s major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must rely on other actors, in particul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manage global problem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Group of Eight contributes to global governance by cooperating wi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cases of debt relief and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t finance. It shows that the G8 draw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with the aid of government networks and argues that this cooperation is stronger, the greater the Group’s concentration of relevant power and the more important it considers the institutions’ resources.     

论人权保障与防止酷刑

酷刑与古代刑罚制度相伴而行 ,19世纪启蒙运动的发展 ,使个人权利得到尊重 ,人权保障成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 2 0世纪以来 ,酷刑被视为与现代法治水火不相容的罪恶。我国一贯反对和禁止酷刑并把反酷刑作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但是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实践中违背人权的事例时有发生。因此 ,建立一套有效防止酷刑的法律机制已迫在眉睫。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监察调查制度构建与完善

我国《监察法》非常重视涉案财物调查程序之正当性,针对搜查、扣押等调查工作确立了强制录音录像制度。但是,目前刑事涉案财物调查体系制度定位仍存在偏差,如未能体现其财产保全价值;监察机关能否对刑事涉案财物进行实体处分,立法方面语焉不详;利害关系人之权利保障机制尚不健全。应当以人财并重理念及程序正义原则为指导,强调对物调查之财产保全价值;检察机关应成为财产保全及实体处分的决定主体,加强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制衡与监督;细化和完善利害关系人之程序性权利,构建以检察机关为主体的程序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