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体制内”的法律文书改革

法律文书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已有长足进步。但目前法律文书还存在一些问题：种类繁多，体系庞杂；格式繁琐，内容僵化；理想现实，遭遇尴尬；举措功利，抓小失大；垄断信息，闭门造车。原因是法律文书的改革是在体制限制和内视角度下进行的。     

提高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能力

提高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能力意义深远。参与要以全程参与、组织参与、直接参与为主,主要是参与关系企业前途、命运及决定企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实际,规范参与决策的程序和方法并加强对参与决策的监督、检查,健全参与决策的体制和制度,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提高企业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     

论诱惑侦查的行为特征及其法律定位

诱惑侦查行为与传统侦查行为在行为的指向性、行为的目的性、行为的动作性及行为实施的形态方面存在着不同。不能简单地因为诱惑侦查具有这些独特的行为特征就否定其作为合法侦查行为的法律地位。相反，应通过弹性的法律规定对其作出更符合侦查实际的调控。     

论复合行为犯的共同犯罪形态

复合行为犯罪，又称复合行为犯，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个实行行为内部包含数个不同性质且整体意义上不能独立成罪的危害性自然行为的犯罪。复合行为犯的共犯形态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与帮助犯。但由于复合行为犯行为的复杂性，复合行为犯的共犯形态又表现出与单一行为犯共犯形态在犯罪构成、定罪、量刑上的不同，尤其是与复合行为犯关系紧密的共同实行犯和承继的共犯这两种特殊的共犯形态。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便开始了中国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两方面.在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辅相成、相映成辉,共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印度曼尼普尔邦的民族社会问题探析

曼尼普尔邦位于印度东北部，民族社会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族际矛盾与冲突，分离主义运动，妇女儿童境遇，毒品与艾滋病问题。这些问题危害着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挑战着政府的治理和国家完整性，损害着印度的人权和民主形象，制约着曼尼普尔邦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久治不去的社会顽疾。从目前情况来看，曼尼普尔邦的民族社会问题由于彼此交织、错综复杂，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解决。     

俄罗斯与东北亚天然气合作

俄罗斯是世界天然气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其远东和西伯利亚占全俄土地面积的3/5,地处东北亚。东北亚是21世纪天然气消费增长的主要地区,同时又是能源相对短缺的地区;东北亚国家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在天然气资源、资金、技术、劳务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具备合作条件。但因为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长期以来东北亚天然气合作的进展并不顺利。     

浅析当前环境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环境保护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在日常环境行政执法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困难和问题。针对环境执法中所面临的困境及其深层原因，我们应在法制、体制、机制、能力等方面加强环境执法的对策，以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人力资本视角下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农民工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据统计，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这一群体的教育问题开始突显，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和“二元分立”的义务教育体制，使得民办子弟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流动儿童失辍学情况严重。对流动儿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养，从二元经济结构社会下的制度改革入手，突破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合理调配教育资源，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群体的受教育问题。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CONTROL AND LANGUAGE: EVIDENCE OF A SHARED ETIOLOGICAL PATHWAY*

Converging lines of research suggest that self‐control and language may be inextricably linked. No empirical research has ever examined this proposition, however. We address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a sample of twin pairs from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set of childre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ree broad findings. First, diminished language skills were predictive of low self‐control both cross‐sectionally and longitudinally. Second, the covari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elf‐control was linked to both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ird,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etic influences on self‐control, language skills were predictive of variation in individual levels of self‐control.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