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utral,Biased, or Both?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 Mediator's Dual Role

Within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objective, and using recordings from a civil case concerning an inheritance disput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a mediator in China employed various discursive strategies to foster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construct a dual role. On the one hand, he tried to maintain an impartial stance, but on the other he violated neutrality by acting selectively against one party. I suggest that the mediator, influenced by social ideology and/or his own interests, appears to be “neutral” but is sometimes “biased,” resulting in the performance of dual roles that combine the functions of problem solver, judge, and mediator. This finding facilitates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Chinese mediation is and how it operates.     

鲸的死亡:假肢社会的审美批判

布迪厄质疑“谁是话语的主体?”即使拿媒介曾经具有的无比灵动的审美知觉来进行辩护也无济于事,主体已经消失在媒介话语的地平线上。媒介是人的延伸,但延伸的是假肢,在媒介化生存的大背景下,主体已经被媒介话语运动场中的主体所替代,主体不再审美,带着媒体假肢冒充上帝。     

离婚案件审理中法官话语的性别偏向

运用听审记录和访谈资料进行的话语分析,向我们展示了离婚案件审理中法官话语的男性偏向,其深层次原因包括:照顾弱者政策的执行受到女性形象转变的冲击、中国日趋格式化的司法体系缺乏对性别意识和女性话语的关注,以及法官话语性别议题背后的权力配置。通过对这些因素的揭示与分析,希望促进人们对司法领域中失语群体的关注,从而有助于构建更为完善合理的司法体系。     

文化共生与和谐文化论略

文化花生具有特定的规则描述和形态表现。文化共生是实现和谐文化的基础条件，和谐文化则是文化共生的发展指向。     

话语创新与思维创新--我国落后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话语"分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发展机遇,除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外,不可低估它所产生的"话语"价值及思维创新意蕴。创新内在地包含了话语创新,而只有实现了话语创新,才能使发展的理性认识融入人们现实的实践,发挥"话语""以言行事"的功能。     

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哲理渊源探析

通过运用法学与哲学交叉研究的方法,探究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利奥塔、德里达和罗蒂等学者的法哲学思想及其对法学研究的深刻影响,以揭示后现代法学思潮得以孕育和发展的哲理渊源.藉此,加深对这一新兴法学思潮的认识.     

试论"故事"与"话语"关系的两个层面

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提出"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主张故事独立于话语.解构主义叙事学家反对"故事"与"话语"的区分,主张话语力量创造故事.结构主义叙事学是在存在物的意义上使用"故事"与"话语",而解构主义叙事学是在存在的意义上来使用"故事"与"话语".这是"故事"与"话语"关系的两个层面,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实现对话与沟通.     

法庭调解语言中的修辞技艺探析——以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思想为线索

亚里士多德的古典修辞学理论认为,修辞是一种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其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发现存在于每一事例中的说服方式。他认为凭借修辞方法和说话人的努力可以达成的说服论证包括三种:运用说话人的品格(ethos)、激发听众的某种情感(pathos)和运用逻辑论证(logos)。亚里士多德这些技术性的说服修辞技巧以及他关于法庭(司法)演说、议事(或政治)演说和展示性(夸耀性)演说的分类,均可创造性地应用于法庭调解实践当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调研及其政治话语的兴起：1930—1942——以毛泽东的调研文本与实践为中心

作为一种普遍性人类实践活动的调研古已有之。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上至少有三类调研实践值得注意,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根据地或解放区的调研实践,奠定了中国调研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础和方向,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由毛泽东提出的个人论断,在经历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上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成为中共党内一种重要的政治话语。这一政治话语在全党的正式兴起得益于中共在调研的制度化与组织化、调研制度的实践化以及调研话语的个体内化方面实施的一系列机制。由此,调研的政治话语成为中共党内一种极其重要的集体政治财富。     

当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必要性的三重解读

意识形态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国家虚假的意识形态,同时预示了未来社会的意识形态教育需要指向人的终极关怀——人和人类的解放。立足于意识形态教育本身,当前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必要性在于:对于个体而言,意识形态教育有助于推动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促进个体政治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于国家而言,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养成,推动社会各种利益的有效整合,凸显意识形态教育的社会"软实力"的作用;对于国际社会中思想文化交流而言,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在多元的文化交流中把握自身的话语主动权,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