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洋法公约》解决南海争端的非适用性

《海洋法公约》虽然确立了人类利用海洋和管理海洋的基本法律框架,但是在历史性权利、岛屿与岩礁制度、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群岛制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海域的划界以及海盗问题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不能用来解决南海岛屿主权争端。今后中国政府在坚持《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目的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订立专门的补充协定或区域性协定、召开审议会议以及用扩大解释的方法对《海洋法公约》进行事实上的修正等方式来推动《海洋法公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并逐步取得海洋法发展的话语权。     

边防派出所在纠纷调解机制中的作用

"调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当代的调解制度已形成了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和体系。当前,边防派出所承担着部分治安案件和大量民事纠纷的调解任务,个别民警群众观念淡薄,调解能力不强,有畏难厌战情绪,调解工作中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边防派出所应顺应群众需求,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中,通过民警兼任人民调解员等方法,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论家事审判机构之专门化——以家事法院（庭）为中心的比较分析

为了家事纠纷的妥当解决,很多国家建立了以家事法院（庭）为核心的家事审判专门机构。家事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取决于多个因素：以离婚为核心的家庭事件不断增多,离婚率持续上升;家事事件日益复杂化;既有的审判程序不适合处理家事案件;传统法院（庭）在处理家事案件中存在局限性。建立专门化的家事审判机构不仅能更好的实现家事纠纷解决中的实质正义和综合效益,而且还能有效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在我国家事纠纷数量居高不下、纠纷复杂程度日益提高、纠纷解决难度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国也应当进行家事审判机构专门化的改革,建立符合我国需求的家事法院（庭）制度。     

浅谈工会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作用

工会在劳动争议处理中发挥作用,首先要帮助和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制度;依法调解劳动争议,做到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参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为职工诉讼提供法律帮助;开展培训工作,提高调解人员素质;建立健全预防预警制度,防止激化矛盾,为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发挥促进作用。     

试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和谐的劳动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和谐劳动关系的实质是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的和谐,是双方权利义务的平衡。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既要体现对劳动者利益的偏重保护,同时也要兼顾用人单位利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不断完善“三方机制”,重视和强化集体谈判,建立便捷、经济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尼日利亚法院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理论与实践

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是一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必须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尼日利亚法院通常依被告或诉讼标的物"出现"或"位于"其管辖权范围内、传票能够送达被告、被告接受法院的管辖或当事人之间的管辖权协议为由对涉外民商事案件行使管辖,对于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适用,尼日利亚法院通常适用法院地法,不过,在当事人选择了解决争议的准据法时,尼日利亚法院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试析物业纠纷案件的司法调处

随着城市物业管理纠纷诉讼日益增多,案件类型多样化,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物业管理纠纷诉讼主体复杂,法律关系复杂,对纠纷的处理有一定的难度,具有群体性纠纷的潜在不安定因素等特点。文章结合《物权法》及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当前物业纠纷的成因、类型、特点及化解途径均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分析,对司法机关如何应对此类社会纠纷热点提出了独到见解。     

逻辑理性在纠纷解决中的异化——以泸县公安局治安检查案为例

前店后床的事实,用现有法律概念难于定性是住所还是经营场所。法官用营业时间来界定事实性质,存在用不确定概念解释不确定概念的逻辑理性欠缺,但不能掩饰其对社会纠纷解决的实际作用。在各种社会矛盾冲突频发的背景下,逻辑理性向纠纷解决妥协了,司法裁判呈现出一种调解式判决的样态。     

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救济机制的创新——以厦门市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的设立为例

为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效率,厦门市公安局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经验的基础上,设立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以审判机关为主导,整合公安、司法、保险等社会资源,实行调解、保险理赔、民事诉讼等"一站式"服务,使诉讼周期大大缩短,赔付更加便捷、高效,有效解决了因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纠纷防范之对策

医疗纠纷是因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造成患者损害或提供的医疗服务没有达到其预期的要求而产生的医患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医疗纠纷需要从医方、患方、社会和法律法规等多方面进行防范。其中医方在医疗纠纷的解决中处于主导地位;患者应当了解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积极配合治疗;社会有关部门应密切配合,有效地化解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在法律、法规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有效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