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文化是在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类共同体为了满足该共同体整体与共同体成员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在该共同体范围内得到认可、践行、传承的活动方式的总和。中华文化的基本认知方式是拟人思维,即将万事万物都理解为具有人的属性的对象,用对人的理解类比对万事万物的理解。认知的基本信念是万物类象。凝练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需要集中民智民意的文化大事。本文提出一个核心价值观表达体系：“平和、平衡、平等;民富、民智、民主;自强、自由、自律;求真、求善、求美。”     

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立法评估与制度重塑

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而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机制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法律系统,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法律、法规和其它规范性文件。通过运用要素量化评估法,并辅之以法律解释学的价值判断,可以有效地发现生态文明社会调节法律体系的问题和缺陷,进而提出完善该法律体系和加强生态文明法制建设的建议。     

对加快构建贵州生态补偿机制的理性思考

推动经济社会加快发展需要不断创新发展模式,促进市场化背景下的有限资源要素有效配置需要创新资源管理模式。补偿源于付出与失损。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新型资源环境管理模式,是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创新的重要内容。新形势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来说,加快构建生态补偿机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中国“三农”问题新动态与乡村发展模式的选择——以福建乡村调研和乡村建设的实证研究为例

该文通过对福建若干代表性乡村的实证调查,探讨了新时期中国“三农”问题新动态,即表现为农村经济、环境和社会等三方面交织的难题。其症结是长期的城乡“二元”政策造成农民数量过多,也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不加区别的农产品市场化安置,更是乡村建设和农民组织化的长期缺位。为此,该文从农村城镇化、健全农村合作社构建机制以及发展生态农业等3个方面提出新“三农”问题的应对之策。并以泉州市安溪县福田乡生态茶业、莆田市东桥镇汀塘村的生态城镇、连城县培田村的古民居（文化）产业合作社和福州市郊县林柄村的社区支持农业引导城乡互动为例,深入分析四个可能的乡村发展模式,说明在构建这些模式的过程中,重估农业的多功能性价值以及推动社会参与下的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意义。     

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理论昭示了社会主义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且这种制度优势是系统而全面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前提,中国共产党执政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政治保障,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道德基础。     

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误导、悖论和言论自由

民众评价活动在众多个体评价活动的传播互动中形成。其"无机方式"使得它容易被民众领袖和权威机构误导,由此就产生了悖论。言论自由是解决这一悖论的重要途径。可以从哲学的自由角度和政治学的民主角度来理解言论自由的涵义。不同涵义的言论自由对于悖论解决的意义不一样,它们相互补充。要在政治文明建设中促进民众评价活动中的言论自由。     

人口安全之容忍阈限:以北京为例

北京的人口规模提早10年达到1800万的容忍阈限,这给北京的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带来风险。但北京人口安全的实现,需要的是法治化的治理方式,唯此,才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相符。     

论技术的反生态性及其出路

在严重的生态危机背景下，技术的反生态性致使其常常被指责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技术的反生态性，不仅仅存在于技术本身，更深层的原因应在于其背后价值观的指导和人性伦理的反生态性。我们该如何运用技术？显然应以遵循大自然为总则，分别从技术选择、科学价值指导和人性伦理的复归三个方面着手回归自然。在我国，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技术内部评审机制和外部支撑机制的呼应，为技术生态化的制度性建构描绘了一幅蓝图。     

企业文化建设应处理好三个关系

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核心竞争力，必须重视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建设现代企业文化要重点处理好三个关系，即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个性与共性的关系。     

佛教生态伦理及其现实启示

佛教以缘起论为哲学基础,以众生平等为核心价值,以尊重生命、爱护环境为行为规范,以净土为终极理想,形成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佛教生态伦理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借鉴,并为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