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民政治参与状况调查

公民政治参与是衡量政治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调查显示当前广州公民政治参与呈现引人关注的若干基本特点 :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职能部门以及领导人是党群、政群沟通的第一线力量 ;报纸、电视等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主流渠道 ,互联网在参与中的作用加强 ;国有和三资企业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成为政治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 ;选举机制的不完善和沟通渠道的不畅通阻碍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 ;多数公民倾向于以正式途径和理智行动解决纠纷 ,但对激烈手段的认同率有所上升 ;必须重视由利益受损、失业压力及腐败问题造成的群众性事件     

仲裁中应设立第三人制度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仲裁活动涉及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于仲裁中应否设立第三人制度意见不一。仲裁的实践、仲裁的法律性质和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应从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方式、时间 ,第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等方面加以规定。     

论大学生微博公共参与及引导

微博以其便捷、开放的特点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参与,大学生也成为微博用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微博成长为一种新兴的公共参与路径,大学生微博公共参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从大学生作为微博公共参与主体的角度分析总结大学生微博公共参与中的问题,通过加强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公民意识教育、情绪管理和观念引导解决问题,引导大学生进行有序微博公共参与.     

女性人才参政现状与问题改进探讨——基于人力资源开发学的思考

女性参政是提高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女性人才开发的重要途径,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女性参政的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女性参政、女性人才开发仍受到性别、政策歧视、自身意识等因素的影响。社会需要充分认识女性参政的重要性,优化女性参政的社会环境;女性自身需要强化自主意识,增强参政的信心;家庭要对女性参政给予支持;国家需要在政策上为女性参政提供保障,加大女性教育和培训力度,健全女性领导干部培养选拔体系。     

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现状的思考

农民工阶层的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却面临着农民工参与意识薄弱、缺乏相关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等诸多实际问题。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并完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交往理性: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范式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有力地批判了近、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以工具理性思维模式为基础的“精英民主论,”为当代“大众参与民主论”发展提供了一种哲学话语和方法论基础。以交往理性建构的程序主义商谈民主观,其核心在于强调只有公民的有效参与,才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这种政治哲学思维对促进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理论启迪和借鉴意义。     

地方民主与公民参政的法定化制度化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但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现实生活中,公民行使民主权特别是直接民主权缺乏法律保障,参政形式比较单一。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研究实行地方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有益形式,建立健全地方民主和公民参政的法律机制。     

扩大公众参与 推动政治文明建设

政治文明建设与公众参与是有机统一的,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不断地扩大公众的参与。不断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健全公众参与机制,推动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Does China’s middle class think and act democratically?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toward urban self-government

In the West, the middle class has been considered a potent agent of the sociopolitical transition toward democracy and the cornerstone of democratic rule. Does a middle class in China think and act democratically and hence serve as the harbinger of democratic change in that country? This study attempts to answer this critical question by examining the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s of middle-class individuals toward grassroots self-government in urban China. It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a representative-sample survey conducted in Beijing.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China’s middle class expects grassroots self-government to be formed in a democratic way; yet the middle class is critical of the currently-implemented self-government system because it is not organized as democratically as they expect, and therefore the middle class is less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stem. These finding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i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