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刑法学分析

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然而对其治理一直主要局限于行政监管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食品安全问题治理的效果。为扭转食品安全形势,我国新《食品安全法》提出了"社会共治"原则,学界通常在管理领域、行政法领域探讨该原则,所以司法机关是否为共治主体尚未进入视野。司法机关作为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最后屏障,理应成为共治主体。从刑事法治看,《刑法修正案(八)》修订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罪状、法定刑,并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加大了惩治和监管力度;司法解释明确了对食品安全犯罪可以适用禁止令;《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可以适用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职业禁止。这些均为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提供了更严密且更严厉的法律依据。然而,当前食品安全犯罪仍然存在打击范围偏窄,禁止令偏软,职业禁止期限偏短等不足,需要予以补救。在司法适用上,建议罚金刑数额不要低于行政处罚中的罚款、职业禁止适用最高期限;在立法上,需延展食品安全犯罪的环节、增加食品安全犯罪的类型。     

完善食品安全刑事责任立法的思考

针对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缺失,提出应完善与食品安全预警制度、缺陷食品召回制度、食品许可证制度相应的刑事责任;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婴幼儿食品,并足以危害其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应独立设罪。     

涌浪中的理性审视——快餐文化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

当代生活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变化着。“快餐文化”在成为青少年文化的重要潮流的同时,也对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价值观教育要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要与时俱进。在“快餐文化”流行的背景下,如何使青少年在五光十色的文化快餐氛围中建构起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引领青少年正确的阅读习惯和健康的文化活动,拓展富有人文性、人性化、走进青少年心灵价值观教育的新途径,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工作要认真面对的严肃问题。     

论坚守耕地红线的内涵

18亿亩耕地红线是农民生活和农业现代化的基础,是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正确理解耕地红线,不仅要重视数量目标,更要重视质量目标,必须关注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稳定提高和耕地健康问题。不仅如此,正确理解和坚守耕地红线,还要按照建设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重视耕地基本形态的重构,重视提高耕地利用效率;要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崇高目标,重视耕地生态景观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建设和保护;要以建设促保护,让土地整理发挥更大的作用。     

Connecting to regional markets? Transport,logistics service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it challenges for Central Asian food-processing firms

Central Asian food processors face a number of constraints when they attempt to export to the region and beyond. The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in focus here are landlocked, and thus lack easy access to sea transport. In addition, the region's transport network was built to reinforc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then Soviet republics, while conflicting economic interests mak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difficult. Based on extensive fieldwork on infrastructure systems and firm export strategi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contemporary infrastru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issues within the Central Asian region, and makes a novel attempt to examine how these factors lead to challenges for local food processing producers trying to sell their product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权利系谱中的食物权

食物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国际范围内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和普遍认可.从人权法文件的规定来看,食物权是每个公民凭借一切正常的手段获取食物以维持其生存发展的基本权利,国家应当承担积极的义务保障公民食物权的实现,使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食物权是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并具有独立性的一项社会权.人权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人有尊严地生活,而食物权的实现是人过有尊严的生活最起码的前提条件.食物权的有效保障必然推动人权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我国《食品安全法》实施路径的分析

我国刚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全方位地构筑了食品安全法律屏障,其着力点是从“秩序”到“人”的观念变迁。其实施的主要路径有：食品安全的依据是食品安全标准到实施的质量保障体系,食品安全的质量是从农田到餐桌各环节的全程保障,食品安全的监管是分段与统一监管相结合的基本框架。在实施时要注意处理好以下系列问题：统一与分段监管、多主体监管、法律法规冲突、食品安全标准与合格评定、企业标准备案制度、食品安全标准与WTO规则衔接以及巨额赔偿促自律等。实施《食品安全法》是一个社会系统体系,需要观念的转变、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型、企业与民众的自觉及努力。     

风险与法律:食品安全责任的分配如何可能

在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引起的食品安全风险日益增多。如何防范风险,确保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健康,构成世界各国政府与公众关注的焦点;随之,法律结构也有了改变。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借助"肇事者原则"来确定过失与肇事者,并据此分配责任以补偿受害者,在举证上也就变得日益艰难。然而,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并添加"预防原则"以重新分配食品安全责任,达到分散风险目的。为此,除了要构建食品安全主体的责任伦理外,还需实现从单纯惩罚机制向责任保险模式的转变。     

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及其在《食品安全法》中的适用

有限理性论在立法技术中的应用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有效性。在理论上的开拓性在于:第一,首次实现了从有限理性论展开对立法技术的研究;第二,首次梳理出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特征;第三,通过《食品安全法》,首次验证了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的解释、遵守和修改所具有的有效性。在实践上的有效性在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领,我们不仅对《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给予合理解释,而且为《食品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提供了有效且有针对性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