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迁徙自由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迁徙自由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 ,我国于 1998年签署了该公约 ,并从宪法立法角度确认迁徙自由很有必要。我国其他法律在对迁徙自由进行具体规定时 ,应当把维护公民迁徙自由与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卫生道德、他人权利与自由结合起来 ,使迁徙自由得以正确运用。     

确立并践行新理念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形式主义是个老大难问题,治理起来相当困难。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尤其是在初期和一些地方,形式主义问题不仅存在还比较严重。在防控疫情这一“准战时”状态下,形式主义问题危害性更大。形式主义问题的根源是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的形成有体制和思想两个层面的原因。从这两个层面施治,都属于治本之策,其中思想或理念层面的引领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并形成了三大新理念,即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民意导向。与新理念相对立的旧理念正是形式主义问题的思想根源。新理念不只是理念,还是一套行动指南。只要确立并践行新理念,就能有效抑制形式主义问题的滋生,从而起到重要的治本作用。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兼论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本质

近年来,国内外某些人鼓吹和宣扬的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当今世界实行西化、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是高度重视和发展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任务。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     

Choosing to be political: some reflections on youth activism in the US

This article explores youth activism in the US, not through the lens of collective action, but as the product of personal choices. By drawing on existentialism, and particularly on the work of Jean-Paul Sart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shift the focus of the debate from youths’ collective action to the self – a conscious self that observes, perceives and makes sense of the surrounding world through personal experience. It is this conscious self that decides how, and whether, to intervene against the ‘wrong’ that the self experiences. In this perspective, it is not only the acts (of citizenship) that matter, but the conscious process through which the self chooses to become political. Such an understanding will ultimately help uncover not only how the undocumented act and how to conceptualise their acts but also how they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who they want to become.     

庄子思想的现代价值

庄子哲学中有许多与现代文明观念相吻合的思想资源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由精神、平等意识、张扬个性、和谐精神、不为物役、生态智慧、返朴归真、宽容精神和批判精神等 ,在现代化进程中 ,我们应有意识地借鉴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     

生存或死亡--安提戈涅的自由

当生存要以丧失自由为前提,而自由则必须用牺牲生命为代价时,生命的价值是什么？当我们认同生命是一个过程时,那么生命在时间里的延续是不是尺度？而当这种延续是评价生命的尺度时,人与这世间的动物仍至所有的生物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本文通过安提戈涅的悲剧故事揭示了“生存与死亡”这一命题内所掩藏的一个巨大的吊诡, 并提出在人类自由中思想自由是最重要的观点。     

公民基本权利野视下国家义务的边界

国家义务直接来源于公民基本权利,是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保障。然而国家义务并不是绝对的,国家义务以国家权力为运行动力,过度强调国家义务将导致自由丧失殆尽,强调基本权利研究范式转变的同时必须研究国家义务边界。从国家层面看,国家理性和国家能力决定了国家义务所能达到的最大场域;从基本权利层面看,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功能是对国家义务的边界进一步的具体化;从具体法律原则层面看,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程序正义原则与公共利益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实然义务边界。然而,确定国家义务边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还需注意国家义务边界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确定国家义务边界的各种机制应有共同的目标模式,国家保障基本权利应适时。     

日本舆论监督的法律边界

舆论监督是世界各国宪法普遍保障的一项基本权利。日本法院在舆论监督的两大法律限制——事前限制与国家秘密,从原则上确认了表达自由和新闻监督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北方杂志》事件”和“家永教科书”等具体判例中,仍然采取相当谨慎的立场,政府在限制新闻出版过程中可以依据相当宽泛的公共利益行使自由裁量。     

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

学术自由侵权与其他侵权行为具有共性,但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后果不是认定学术自由侵权的必备要素。从学术自由权成立的正当性出发,有三类限制或禁止学术自由的行为是应予允许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广泛程度和实际效果,最重要的学术自由权救济机制包括宪法救济、一般诉讼救济以及通过结社进行的自力救济。     

1927-1945:革命根据地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

从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展现的是红色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人法制实践的接受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不仅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还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其中就包括对婚姻制度的改造。革命时期对婚姻制度的变革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消解,也是现实革命动员的需要。文章通过对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法律表达的分析,阐释革命与法律的互动和冲突及其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