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论自由的刑法意义——从思想言论罪到言论自由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言论自由不仅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手段，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历史上，思想言论罪曾经长期存在。当今，言论自由则是民主社会的基石。在言论自由的刑法保障中。政府的谅解是言论自由得以保障的根本保证，权利滥用的刑法限制则是其重要保证。     

论警察道德建设的基本途径

道德教育和制度伦理建设是警察道德建设的两条基本途径。但由于两者都存在着非完善性或缺陷性 ,因而在加强和改善道德教育、完善制度伦理建设的同时 ,必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侦查基本原则新探

本文从分析侦查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决定侦查基本原则的两个关键因素——侦查目的和侦查价值,从侦查的程序法治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两个层面阐述了侦查的基本原则。     

以基本权利为核心的贸易与人权一元论——评彼德斯曼对贸易与人权关系的理论建构

贸易与人权的关系问题是贸易关联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从国际贸易法和人权法的二元规范关系角度进行探讨有所不同,彼德斯曼的WTO权利宪法论以内涵扩张的基本权利为核心,将其建构为贸易权与其他人权在权利谱系中的一元关系问题。这种一元论依托于实质意义的立宪意义上的宪法观念,即宪法的最优异特征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一元论在理论上的不足,显现在贸易权的宪法性质不明、公共利益条款的扩大解释自相矛盾、WTO实质宪法的基础规范缺位以及权利谱系欠缺发展权等4个方面。目前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国际层面,贸易权与其说是一种基本权利,毋宁说是一种基本权的制度保障。     

权利空间的拓展——农民迁徙自由的宪法学分析

迁徙自由是人们追求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和目标的“复合性”权利,它在整个宪法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限制迁徙自由为实际内容的户籍制度,造就了不公正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阻隔着人们以自由迁徙的方式完成“地缘的结合”和“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并直接形成了与宪政精神的抵牾。迁徙自由体现着对人的价值的宪政关怀,它为农民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及其权利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瓦解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祛除由此而生的城乡歧视、城乡差别提供着制度上的契机与可能。同时,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由迁徙有助于形成政府间竞争博弈的宪政权力结构,有助于形成宪政所必需的公民意识和政治理性。只有当农民以具有完善人格和个人理念的“自由公民”形象出现并真正成为政治关系的完整主体时,才能为宪政和法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价值观基本问题的时代诉求——兼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

高度关注价值观基本问题的当代诉求,是深化价值观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群己关系是贯穿价值观其他问题并构成其本质内容的核心;其二,群己关系的实质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奉献精神与利益原则的关系;其三,坚持奉献精神与利益原则的统一,关键是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论投票权征集制度中的代理权

本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投票权征集制度中的代理权不同于一般代理权的特征;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投票权征集制度中的代理权不同于一般代理权的特殊权利义务内容;第三部分又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对我国在投票权征集方面的立法提出了三点具体的建议。     

论思想自由权的宪政保护

思想自由权在我国宪法中未被规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与国际公约和各国立宪潮流不符 ,事实上 ,思想自由权载入我国宪法完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我们应当以思想自由权入宪构想为契机 ,顺应“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美好愿望 ,建立起中国的思想自由权宪政保护体系     

美国冒犯性商标注册审查标准的变化及其启示——从涉新冠疫情商标申请谈起

《美国兰哈姆法》第2条a款和我国《商标法》第10条第1款第8项在国际公约义务和惯例、立法目的、条文开放性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商标注册层面的表达自由和遵循公序良俗边界的认定上差异巨大。表达自由不应逾越遵循公序良俗的国际惯例和国内司法习惯,美国式的完全放开商标注册层面的表达自由不符合我国传统价值观下公众的合理预期。我国在适用"不良影响"条款时需要把握表达自由与遵循公序良俗二者的界限,避免过宽适用"不良影响"条款而吞噬表达自由的空间,应以本土性价值判断克制条款的适用。     

Access to Reliable Public Records as Evidence for 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Commonwealth Afric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benefits of openness for empowering citizens, strengthening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ending poverty has emphasised the importance of achieving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through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nd open data. The ability to achieve openness depends upon the quality, completeness and accessibility of government records and data. However, chronic problems in managing this information in many Commonwealth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digital environment, undermine the ability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to develop and share solutions for managing this essential resource as a basis for digital governance across the Commonwealth,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post-20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