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组织在内国法院的豁免权

作为国际法的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国国内享有相应的特权与豁免。与国家主权豁免不同,国际组织豁免的主要理论依据是职能必要理论,这不仅体现在有关的国际法文件中,也体现在国内法中。国际组织在内国法院的豁免权问题,具有国际、国内双重性质,涉及到国际法在内国法的适用问题。同时,职能必要也是内国法院判定国际组织豁免权的重要标准,多数国际组织在内国法院一般享有绝对豁免权。     

从“八个着力”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二五＂时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努力做到＂八个着力＂：着力创新教育体系;着力建设一流人才队伍;着力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着力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着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着力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发挥改革的强大动力作用。     

发展文化产业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路径

当前,我国各种经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必须警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积极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支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推动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产业,深化体制改革之路,大力推进产业集群之路,不断内化自主创新之路,始终坚持和谐发展之路,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债务结构的演变: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

虽然我国依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市场格局,但企业债券市场也获得长足的发展。我国总体债务结构正在演变,其中企业债券和银行贷款、国债以及股票融资额之间到底有何关系?与此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近20多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如央行基准贷款利率的调整更趋向市场化、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迅速提高,这些因素是否真正影响到我国宏观债务结构?本文采取时间序列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债务结构演变的宏观经济因素,分析整体债务结构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此理解我国银行主导融资下企业债券发展的演变规律。     

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化”简析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世界政治及二者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突出的现象。世界经济对世界政治的主要影响有: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最核心的内容,影响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经济多中心推动着政治多极化不断发展;经济利益的差异和矛盾是国家间对抗和冲突的根源;经济手段越来越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手段;经济安全构成国际社会安全的重要内容。     

山西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及环境因素分析

山西对外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对外贸易总量仍然偏低;出口逆差增加;利用外资规模偏小,总体水平偏低;利用外资产业面窄;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不明显;高新技术区对全省高新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等等。"十二五"期间,山西要扩大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优化参与路径,面临着外部及内部两种因素的影响。外部因素主要是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快以及中国自贸区政策的深入推进,内部因素主要有山西必须进行的资源型经济转型以及转型跨越带来的新机遇。     

经济法视域中的软法规范刍议

随着世界范围内国家管理的衰落与公共治理的兴起,将法分为硬法和软法两种基本形式并非没有根据,对软法规范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学界的浓厚兴趣。事实上,经济法作为一种回应型法,软法规范大量存在并具有非国家强制性、创制方式的弹性与民主性、非司法中心主义、法律位阶的非层次性等特点,使得其与经济法视域中的硬法规范区别开来。同时它与经济法视域中的硬法规范相得益彰,共同规范和调整着经济法关系。但软法规范的缺陷也是极其明显的,软法的泛化不利于法治社会的构建。为此,有必要将软法规范赋予硬法的某些特征使软法朝着硬法化方向转化;增强某些软法规范的刚性使其朝着可诉化方向迈进。     

中国经济发展路径战略抉择——基于浙江、江苏、广东和重庆四地发展经验的比较研究

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必须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各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国有与民营、基础与创新、计划与市场、强国与富民的有机结合,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更思政治性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以政治犯不引渡原则为切人

各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以及特定国际事件的国家利益纠葛共同影响了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适用．进一步导致了与“政治性目的”有关的国际劫机犯罪的司法协作困境重重。此类劫机事件的困境实质上是各国国家利益、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与政治自由以及国际打击劫机犯罪等诸多需要的体现。而解决困境的现实方案则是：将具体的“政治性”国际劫机事件所涵括的现实国家利益纠葛作为首要的价值砝码,兼顾事件的人权保护意义与政治自由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分类处理。     

Australia and the Baltic States, 1919–1945

Praised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stonia and Slovenia have long been considered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post-communist states. Estonia quickly transformed itself into one of the most liberal economies in the world, whereas Slovenia opted for a social justice-oriented market economy. Still, the roots of their success coincide in that consensus played a crucial role. We argue that the public sphere was never as repressed in Estonia and Slovenia during the communist period as it was elsewhere. Distinct national identities continued to be formed and re-formed by intellectuals during the decades of communist rule, who assumed roles as political leaders when the transition started. Consensus based on these national identities legitimized reform policies for the entire decade of the 199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