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uating the shared and unique predictors of legal cynicism and police legitimacy from adolescence into early adulthood

In different theoretical traditions, negative social conditions, attachments, and interactions shape the way individuals view the law and its agents. Although most researchers acknowledge 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different legal attitudes such as legal cynicism and police legitimacy, it remains unclear to what extent these attitudes stem from the same social sources.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refore, we evaluate the social and individua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rajectories of legal cynicism and police legitimacy using a diverse community sample of youths in Zurich, Switzerland.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were employed to examine patterns of change in legal cynicism and police legitimacy between 13 and 20 years of age. The findings show that legal cynicism and police legitimacy both decline into early adulthood and exhibit high rank-stability over time.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legal cynic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reflect one's inability to recognize or abide by their internal rules. By contrast, police legitimacy is shaped by socialization influences, particularly teacher bonds and police contact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a need to assess the measurement and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cynicism critically in relation to broader legitimacy beliefs and to investigate the shared and distinct sources of these different constructs.     

后疫情时代共享用工的可持续发展及法律规制

共享用工是疫情冲击下企业的跨界自救之举,但因我国人力资源供求的不平衡、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及劳动态度转变、共享用工第三方平台的崛起等原因,其在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常态化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共享用工实现了输出方企业劳动力闲置与输入方企业用工荒的对接,提高了人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及使用效率,但也存在着界定及表现形式不确定、法律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同时劳动者、劳动力输出方、输入方甚至第三方亦面临潜在法律风险。因此,要促进共享用工的规范化发展,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双管齐下,完善其制度建设,并建立包括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共享用工平台在内的一体化规制体系。     

刑事司法中的规范创制行为及其规制——以审判中心主义为视角

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是一个系统工程,纠正程序法层面上的侦查中心主义确属必要,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中也存在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倾向,值得警惕。公安司法机关的规范创制活动在诸多方面掣肘了法官的个案解释活动,造成了庭审虚化,背离了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国家应在规范创制活动的权力配置、审查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以实现法制统一和个案公正的有效衔接,保证审判中心主义的全方位确立。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和实践路径

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海洋领域的细化,反映了国际海洋法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目标。它创造性的继承并发展了和而不同思想以及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了新的价值指引。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共同体成员基于海洋共识和共同的海洋利益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通过在海洋领域的共同合作形成的联合体,包括海洋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区域可以通过实施多边海洋行动,构建区域海洋命运共同体,实现区域合作关系的升级。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海洋观,中国在全球可以通过构建海上丝路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制度性话语权和形成国际海洋法律新制度来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     

欧亚经济联盟的多重一体化目标及其法治困境

欧亚经济联盟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新成员,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等多重一体化的目标趋势与愿望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功能性差异,即经济的先导性、政治的战略性、社会认同性、法律保障性、文化融通性等。在全球治理、互联互通和全球产业链正在生成的背景下,如何立足联盟多重发展目标,更好地发挥出欧亚经济联盟的应有作用,尚存诸多法治困境:从超国家制度与主权国家制度的衔接到成员国间的基础性不平衡对一致性规则形成的制约,再到联盟法律与成员国法律对接的阻却性因素的存在,以及联盟从初级一体化规则向高级一体化规则演进的迫切需求等。面向未来,欧亚经济联盟呈现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阶段过程性发展的趋势,基于历史文化的多重合法性根基将促动多重一体化目标的实现,同时决定在国际法治与国内法治的交错并存中构建联盟法制机制,并促动规则治理的深化均是可期的。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国家现代治理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体系建构的发展阶段。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体现着从制度建设到体系建构的发展,制度一项项建立起来是体系建构的先决条件,体系建构着眼于制度间的衔接和整合,是制度的整体效能得以彰显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伴随新中国的成立而开启,伴随改革开放创新实践而开展,伴随进入新时代而完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代实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体系建构的新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制度体系建构的极端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形成新的思想认识,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多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构的重大战略思想。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制度建设路径探索

2019年中央颁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初步建设成为世界一流湾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与港澳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密,尤其在经贸合作领域,香港和广东的关系犹如“前店后厂”。与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实践不同,粤港澳大湾区是“一国两制”下的一次重大探索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有其特殊地位,粤港澳三地三种不同的关税区具有不同的制度和法律,应在维护“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探索三地的深度融合。     

论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

法治建设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农村法治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文章试从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内涵出发,针对农村中突出和集中的法治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健全法律法规,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完善法律机制等对策,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治建设.     

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基于简牍资料的研究

解读相关简牍资料可知,汉律"性越轨"治罪条令具有如下特点:轻视常人间的强奸罪,重视对和奸的判罚,为了维护夫权,量刑环节注重和奸中妇女的婚姻状态;在严惩乱伦行为的同时,客观上为某些特殊身份地位妇女群体架构起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虽然汉律维护良贱等级界限,但对某些下层妇女权益有所关照。上述条令创制初衷乃为维护既有社会等级制度,而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因此,对于汉代女性人身权益的法律保护而言,该条令虽产生过一定积极效用,但从根本上讲,无论是从立法条令内涵来印证,还是以司法实践效果来检验,均反映出该条令存在诸多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