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

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相当严重的发展失衡状态,城乡发展失衡尤为突出,农村长期被边缘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矫正中国现代化发展严重不平衡状态的重大战略举措;是促使我国现代化在新阶段实现协调、平衡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价值诉求的体现。在现阶段,国家的大力帮助和扶持是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前提;以技术化为核心的农业现代化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着力点;调整城市化战略是新农村建设有效推进的重要条件。     

警察介入家庭暴力法律制度之完善

家庭暴力法律规制,不仅涉及公权和私权的平衡、法律规制的方式方法,而且还关涉介入主体的安排和权限等。我国反家庭暴力在法制上存在明显的缺失与不足。通过对当前法律体系的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完善我国警察介入家庭暴力的法律制度构想。     

论自然垄断行业中企业合并的法律控制标准问题

由于自然垄断行业诸多的特殊性,有关这些行业中企业合并的法律控制标准问题相对比较复杂。它不仅涉及到反垄断法上控制标准与行业法上控制标准的适用,而且还涉及到因自然垄断行业的公益性而产生对控制标准的特殊需求。我们有必要适度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完善我国相关内容,保证自然垄断行业的健康发展。     

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与目标探析

高校法制教育是德育的重要内容、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的教育工程,其目的在于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法、守法、护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正确定位高校法制教育的性质、明确法制教育的目标,对于采用合理的培养模式和途径,实现法制教育的深远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支持理论下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意识的实证研究

传统研究重视"法的供给"视角,致力于创设"良法良制"。通过转向"对法的需求"视角,本研究基于支持理论和法律意识理论,访谈了142名四类常见民事诉讼案件的当事人。本研究发现,当事人对司法的信赖分为"特定支持"和"普遍支持"两个维度。负面的诉讼经历仅会降低当事人对主审法官(法院)的评价(特定支持),尚未削弱他们对法院系统及司法制度的评价(普遍支持)。此外,当事人可以被进一步分为"门外汉"和"入门者"。前者不信赖法院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法律意识与司法制度间存在巨大的冲突和矛盾;"入门者"的意识则限定于法律体系内,只在意法官的审判质量。随着司法系统的日渐完善,"入门者"对司法的信赖有望逐步提升。但"门外汉"则需要通过"知情(法)受益"这一过程先转化为"入门者"。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作用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基层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离不开硬法与软法合力的作用。我国软法理论与实践起步较晚,软法在基层治理中独特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释放。充分认识软法的内涵、特征及相关理论基础,重新评估软法在基层自治中的特殊作用即完善社区治理法律体系、弥补社区治理硬法不足、有效保障社区自治实现。针对我国目前城市社区治理软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健全软法规范体系、协调软法与硬法关系、强化软法实施保障机制等建议,从而充分发挥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应有的作用。     

刑事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反思与重构

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包括行为条件和侵害法益条件两方面。通过对司法实践的考察发现: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不仅存在放任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风险,而且还存在不规范适用的情况。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源在于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自身具有不合理性,只有改革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才能够化解风险、规范司法适用。不限制危害行为和侵害法益是国外强制医疗客观要件的普遍模式。我国应当将"实施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作为强制医疗的客观要件,同时有必要丰富强制医疗的执行方式,在住院治疗之外,增加门诊治疗。     

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与审查框架--兼与杜强强、王锴、秦小建教授商榷

在"法院调取通话记录""交警查手机"等实践争议引导下,学者们借助基本权利限制的"保护范围—限制—限制的合宪性论证"的审查框架,推进了通信权的宪法释义。但将通话记录排除出通信权的保护范围,并不能有效解决实践难题,且因为过早窄化保护范围而会影响基本权利的保护效果。诉诸隐私权或者个人信息权的方案亦难以成立。应认识到《宪法》第40条存在因制宪者预见不足而产生的宪法漏洞。如果将"检查通信"理解为"示例性规定",则《宪法》第40条容有对通信权限制的其他可能性。在"通信内容"和"非内容的通信信息"分层构造下,可以建立起既能回应生活事实和实践争议,又能落实宪法严格保护目标的教义学体系和审查框架。基本权利个论的研究,有助于反思基本权利保护范围的"宽界定"或"窄界定",以及法律保留体系的普适性等基本权利总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