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典(草案)》将生物识别信息列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目前,在外国以保护隐私权思路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类主体与类事由化问题;侵权行为的程序性违法问题;传统案件—诉讼—损害的民事法理逻辑对损害赔偿的限定等问题。充分完善类诉讼制度;解决新兴权利的法律赋权问题;确定程序性违法的损害认定标准以及完善举证责任制度,是保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充分实现的制度优化措施。     

论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随着社会利益本位说的发展,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成为刑法理论界的一个新的问题。对于防卫行为应如何界定其限度？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界定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标准？这些,都是正当防卫理论中应该探讨的问题。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分水岭,关于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在英美法系、大论法系以及我国的刑法界都有成熟的理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标准难以把握的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该有一个明确具体的标准来界定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论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

在现代各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中，犯罪未遂的情形应予处罚已经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但对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却存在诸多争论。客观主义强调行为产生法益侵害的客观危险性，主观主义则基于社会防卫而强调行为人的性格危险性。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与犯罪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国家的法理念与价值选择、社会正义的评判等因素紧密相关。它应当包括实质的处罚根据与形式的处罚根据，二者的紧密结合较好地说明了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其中，前者核心在于行为人主观恶性与行为的客观危害性的统一，即犯罪未遂的社会危害性。     

合法性质疑：评“法释（2002）17号”

作者通过对于精神损害的概念以及精神损害赔偿法功能的剖析 ,在借鉴国内外各国的司法实践以及分析我国的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指出法释 (2 0 0 2 ) 1 7号明显与当今通行的各国司法实践相背离 ,也违反了我国相关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试论贞操权

贞操权为区别于身份权性质的配偶权,是男女均享有的以性行为为特定内容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其侵权为一般侵权行为,其损害赔偿仅限于精神上的损害赔偿。     

毒鼠强诱导细胞DNA损伤的彗星电泳检测

目的　研究毒鼠强对小鼠淋巴细胞和脑细胞DNA的损伤作用。方法　分离健康小鼠的淋巴细胞和脑细胞 ,以彗星电泳的方法测定不同浓度毒鼠强处理后的细胞DNA损伤。结果　 1/2 0～ 1/2LD50 剂量组的毒鼠强均可引起淋巴细胞和脑细胞不同程度的DNA损伤 ,与对照组呈极显著性差异 (P <0 0 0 1)。结论　毒鼠强引起细胞DNA断裂损伤 ,并呈现明显的剂量 -效应关系。     

侵权行为法到社会保障法的结构调整——以受雇人人身伤害之权利救济的视角

本文以工业社会中工业事故和职业危害导致的人身伤害以及类似人身伤害的特征的分析为切入点,探讨受雇人人身伤害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并通过受雇人人身伤害赔偿、补偿规则的历史演变,分析受雇人人身伤害权利救济方式的转变,即由侵权行为法向社会保障法的过渡及二者在受害人权利救济方式中结构的调整:现代社会中,侵权行为法在权利救济结构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和社会保障法所占比重的上升是历史的必然。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存在问题与对策

鉴定意见作为专门性问题的鉴定结果,是诉讼案件得以正确处理的重要依据,其对诉讼结果的影响不言自明。鉴定意见不仅关乎证据制度,也涉及司法体系和诉讼程序。医疗领域的诉讼因裁判者囿于知识的局限,鉴定意见的作用更为突出。长期以来,鉴定问题已严重影响到司法裁判的效率与公正。本文通过梳理鉴定意见在医疗损害诉讼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剖析鉴定方式、鉴定主体、文书内容以及审查采信方面等问题的成因,提出确立以自然人为中心的“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双翼”医疗损害鉴定人制度,规范鉴定意见内容和表述方式,完善质证程序等措施。     

侵害患者知情同意权责任纠纷中医疗损害鉴定之内容

我国《侵权责任法》不应满足于只是列举医生告知义务的范围。以患者为导向、面向“实质性”信息的一般性信息告知标准应成为我国立法的发展方向。应避免概括地让医疗专家鉴定“医生是否违反告知义务”、“医疗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应化解为法官对一系列具体因素的综合考察。“医学判断”与“一般人知识”的区分有助于厘清哪些具体事项有赖于医疗鉴定,哪些具体事项应归入一般人（包括法官）的知识范围而不需要请医疗专家鉴定。医疗损害鉴定的对象仅限于常人知识不能及的医学专业问题。     

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研究

我国既要加大人工智能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激励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之巨大潜力,又要预判人工智能产品带来的挑战及其风险。因此,需要根据人工智能产品的特点变革我国产品责任制度,以最大限度防范、降低和合理分配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尤其是需要完善人工智能产品发展风险抗辩后的损害救济分摊机制。对此,我国必须贯彻"共享—分摊"的损害救济理念,确保在国家、社会、生产者、设计者和消费者之间合理分摊损害,以更好维持各方权益的整体平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最终促进人工智能产业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