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构成及适用——以廖宗荣案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年第1期刊载的“廖宗荣诉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支队道路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案”运用的“优势证据”标准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尝试以这一案例为分析样本，通过对判决主文的剖析，希冀从中提炼出“优势证据”的若干构成要件；并通过对相关案例的对比，以期发现优势证据在行政诉讼语境中的适用前提。分析显示，公报案例中的“优势证据”暗含了三个构成要件，分别为身份要件、真实要件、关系要件；而数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揭示，公报案例中的“优势证据”只适用于一对一证据的情境。     

“工荒”背景下的青年民工组织化与劳资关系整饬

当前青年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阶层出现和崛起，集体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也在萌生。在“中国制造”工业化如火如荼的进程中，“政府-资本-工会”三方均衡模式并没有随之形成，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中劳资博弈出现了新生代民工用脚投票的现象，“工荒”成为劳资关系局部失衡的表现。由于新生代民工数量的规模化没有随之形成组织化，他们缺乏可靠的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是我国劳资关系走势的基调，它的实现有赖于通过民工组织化的力量来解决，有赖于公共部门摒弃纯粹的发展主义，在劳资关系上培育合作主义，从而塑造生成互惠互利、和谐共生的新型劳资关系。     

诚信原则与法律解释关系探析及其启示

诚信原则作为一般条款是法律解释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合理适用这一原则又需要统一的法律解释方法。只有在立法上确认诚信原则和自由裁量权，用法律解释方法对诚信原则的直接适用加以限制，才能使相关审判更加合理。。     

略论建国后周恩来的党际和谐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际和谐思想,即：始终坚持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高度重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与协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深入学习和研究建国后周恩来的党际和谐思想对构建新时期的和谐党际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法经济学分析--兼评我国《民法典》草案第9编中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规定

最密切联系原则自20世纪中叶产生于美国,现已为各国国际私法立法所采纳,对晚近各国的冲突法立法造成了深远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它是对各方效益最大化和效率的追求,但不加限制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却会造成诉讼成本和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我国在合同等领域的冲突法立法中可以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对该原则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给予适当的限制.     

执政党危险之最论

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当前,党内腐败对党群关系危害最深,人民群众最痛恨。只有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决清除腐败,党才能进一步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论刑法中的对合行为

对合行为是指必须基于两方主体之间的对应行为才能实施或完成的危害行为,缺少一方,另一方的行为就无法实施或不能完成。我国刑法中的对合行为有对象转移型、原因结果型、双方互动型和协力加功型四种类型。刑法对对合行为的处罚模式有三种:以同一罪名处罚双方;以不同的罪名处罚双方;只处罚一方而不处罚另一方。对合行为与刑法总则共同犯罪的规定关系复杂,应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一种虚拟资本独立化运动和价格决定的经济活动，具有规范性、复杂性、高风险性的特点。虚拟经济在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分散经营风险；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同时，又会造成产业空洞化；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等消极影响。因此，我国应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防范泡沫经济的产生。     

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化

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违背了国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必须承担的国家契约义务;第三次法律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自然关系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义利关系:历史性与现代性

在当代多元化、差异性的社会中,“义”的“私德”性质淡化,“公德”性质突显,其内涵已不再局限于个体之“道义”,而根本上吁求社会与制度之“正义”。构建当代转型社会的制度之“义”,以最终实现“义利统一”的道德机制,成为传统义利观转型与发展的现代性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