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人权事业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升了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境界,深化了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新内涵,指明了中国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的新思路.     

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与专业化探析——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视角

政府公共关系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政府治理和新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迫切需要重新发掘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促进其科学化和专业化。对于处在社会转型和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具备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政府公共关系职能，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适时提出政府公共关系的科学化和专业化，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政府治理效能、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新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现实论证

东北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投放的实施主旨和区域目标，这也是民心所向和大势所趋。东北区域不仅具有促进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综合优势，而且目前已经初步展示了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现实价值，同时又在这一进程中暴露出了老工业基地质变为新型产业基地的制约因素，所以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正确而又科学的对策：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行政管理模式；完善市场运行体制，强化资源配置功能；调整主体产业结构，增强产业集群优势；冲破地区保护屏障，造就市场利益关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国际竞争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振兴进程中逐步达到新型产业基地的理想境界。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应对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全球化既给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也给其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下,必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总体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的失范与理性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明确主体,发挥各级政府的作用,避免在实际中出现形式主义等不良现象,理性地规范行为秩序。     

论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的刑事责任

自动驾驶汽车是人类研发、制造、使用和管理的智能产品,不是犯罪主体或刑事责任主体。在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状态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其生产者、使用者和其他人员难以按照我国现有刑法的罪名定罪处罚。除非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刑法有专门的规定,驾驶位人员不接管汽车或接管后无力改变交通事故结果的,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或其他管理过失犯罪。驾驶位人员的注意义务是阻止自动驾驶汽车自主控制下发生交通事故,其注意义务不应过高。允许的风险、紧急避险理论不能为自动驾驶汽车紧急路况处理算法的生产与应用提供合法、合理的解决方案,生产者遵守算法安全标准仅可以使生产行为合法化。鉴于现行刑法不适应自动驾驶汽车应用的特性,我国应当建立以生产者全程负责为中心的新刑事责任体系,使之在自动驾驶汽车生产和应用两个阶段承担安全管理责任,生产者拒不履行自动驾驶汽车应用安全管理义务且情节严重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党的军事理论体系和我军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胡锦涛关于新形势下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推动国防和军队科学发展、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出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部署,阐明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现了党的军事理论体系和我军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组织社会化——新入职公务员融入行政组织的必由之路

组织社会化作为新入职公务员融入行政组织的方法和手段,对行政组织和公务员个人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行政组织与新入职公务员在思想上、社会化内容及策略选择上仍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制约了组织社会化作用的发挥。因此,行政组织对新入职公务员的组织社会化工作应进行规划,设计出既有共性又体现个性的社会化内容,并与公务员个体共同完善其组织社会化的策略。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统筹的内在逻辑及耦合路径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既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两大主题，也是驱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及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巨轮。愿意返乡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的内生动力，实现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在县域城镇的市民化梦想则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尺。政府创造条件响应其诉求，是城乡统筹的实践突破和人文回归。     

On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privatisation: the case of Teléfonos de México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privatisation in Mexico, that of th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elmex. During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diverse observers of Mexico claimed that, as the government pursued a dramatic privatisation programme as part of a broader plan to liberalise the economy, democratic growth would be encouraged. This argument is challenged in the case of the Telmex privatisation. It is shown how privatisation generated new resources that were channelled to lubricate corporatist relations and that the so‐called new unionism emerging from the telephone workers’union did not represent a departure from, but a culmination of, traditional state‐labour relations in Mexi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