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中与新型农村人居方式创建——宁夏新农村建设的一个视角

现阶段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幸福而非地理空间普遍繁荣”的理念,遵循“按照可持续扩大盈利空间的要求提供生产要素”的规律,来调整现有的农村格局,即实行农村人口和部分经济活动的相对集中。宁夏农村特别是川区农村有实行这一措施的可行性条件。     

农民工问题的法学追问

“三农”问题主要归类为经济问题并以经济性概念来表达,它延伸到城市还产生了农民工问题。由农民扩展而来的农民工概念是职业与身份的代名词,事实上已演变成为公共的污水沟,政府、社会与媒体难辞其咎。农民工的问题是权利贫困和制度贫困的问题,但法律视野的遮蔽导致各种歧视长期不断延伸,因此,从法学上重新认识民工问题并进行系列制度性改造,必然是彻底解决民工问题的最佳方法。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边缘化的生活——中国改革过程中女民工的城市生活经历

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女民工,她们抱着不同的理想来到城市,其工作和生活状况虽各有不同,但多处于社会的下层,但她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向生活低头,通过不懈努力和奋斗,找到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为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明代土地租佃的法律调整

明代法律对租佃关系的调整主要是依据私契关系所确立的规则 ,一方面保护地主的收租权和产业权 ,另一方面也保护佃农的耕作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地主与佃农之间对土地与佃权的争夺加剧了 ,传统租佃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而“永佃”制、“一田二主”的出现 ,正是庶民地主为主干的中国封建地主制出现解体的征兆。     

城市农民工法律援助问题研究(上)——关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弱势群体

农民工目前总数已超过一亿,成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中真正的主力军,他们的合法权益往往受到各种侵害,而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其利益的保护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法律援助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已成为农民工最经济且最有效的选择.本文以农村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农民工的再社会化诸问题为视角,探讨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不足之处,并就其完善措施展开讨论,以期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论人格权的有限让度

传统民法认为人格权具有专属性,不得转让。在现今环境下,人格权不可转让性的基础理论已经被突破,人格权从关注独立性转向关注完整性,人格权不仅包括人身利益还包括了财产利益。因此人格权可以有限让度,有限让度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得以一定的形式让度给其他自然人或法人。包括授权让度和法定让度两种形式。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在刑法界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界定合同诈骗案件当中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显得非常重要。“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诈骗罪中只能产生于财物所有人交付(处分)财物之前,在合同诈骗案中不存在所谓的“事后故意”。     

储蓄存款被冒领后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我国现行的合同法对于储蓄合同没有专门的规定,储蓄合同应该作为一种无名合同来处理。在储蓄存款被冒领的情况下,存款的所有权应该认定已经转移给了银行。在储户对银行的民事诉讼中,不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先刑后民”的原则。     

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自德国产生“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以来,其在德国的判例与学说中不断发展、繁荣。我国现也有不少学者在对其加以研究。其中最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解释“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与“债权相对性”之矛盾。笔者从契约效力根源的角度提出“系统契约论”,解释了“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之理论根基,认为我国应引进此制度,并将其继续应用到“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与侵权法之边界等问题,也附带地以“系统契约论”解释了契约法上之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