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社会治理中的一场革命(下)

五、公共管理是一种职业活动 人的职业活动,以及在职业活动中生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不同领域的分离.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社会生产和生活不同领域的分离是以分工的形式出现的,主要是由于社会生产活动的分化造成了职业活动的专门化.到了晚近,职业活动已经不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扩大到了生产领域之外的许多领域,几乎遍及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绝大部分领域.人们在职业活动方面的区别,也不再仅限于活动意义上的"分工",而是职业活动主体意义上的"分群".社会生产的领域有分化、重组、融合的双向运动趋势,而社会生活领域则更多地表现为领域分离的单向运动.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     

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发展战略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要站在时代前列,面向现代化和新工业化,大力推进新科技革命、新教育革命、新价值观革命、新社会理论革命、新文学艺术革命、新传媒革命,积极为新产业革命和新体制革命服务;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全面提高,形成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建成发达的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形成先进的科学技术实力,形成有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和社会理论,形成富有时代气息和中国特色的文学艺术,建成世界文化强国。     

历史反思中的中国新军事变革

推进中国新军事变革,必须对世界军事变革史进行理性考察和深层思考。对历次军事变革过程中的变革观念、变革模式和途径、变革的基础和动力等进行历史反思和科学分析,有助于把握军事变革的一般规律,进而为制定新军事变革的对策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     

论军事人力资本

从人力资本的引申义和经济学本义出发确立军事人力资本的概念,是深入考察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局限性和军事活动经济本质的必然结果。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而且是以暴力手段谋取和维护一定经济利益的经济活动;和平时期,军事活动是生产国防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经济活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军事人力资本是这些广义军事经济活动的主体和资本,具有一般人力资本的共同特点,又有独特点;人是战争和军队建设中的决定性因素,迎接新军事革命的挑战,加强质量建军,走精兵之路,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大力提高我军的文化水平,改变我军军事人力资本智能层次低、智能总量小的状况     

美国实战威慑核战略：理论、历史与现实

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防扩散制度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如今却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对于全球防扩散与核裁军进程出现的倒退,美国负有特殊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问题上。首先,经典核威慑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美国矛盾的核战略和防扩散政策。以实战威慑和延伸威慑构成的绝对自由核战略才是长期指导美国核政策实践的根本。其次,通过对20世纪50～60年代的冷战史进行再挖掘可以得知,一般认为的美国核战略在主张核武器用于实战的保守派和主张核武器仅用于威慑的自由派之间摇摆,实际上夸大了自由派对美国核战略的影响。美国在大多数总统任期内将绝对自由核战略作为拱卫其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和获得对苏联战略优势的关键。最后,核武器与非核武器的互动是当前核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传统的核威慑和战略稳定正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然而,美国依旧以核常融合、攻防兼备构筑绝对优势,并以新兴技术、跨域威慑确保全面制胜。其结果持续引发由核武器与常规武器互动、谋求技术先发优势以及追求绝对自由所导致的"三元悖论",从而对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防扩散制度产生进一步冲击。     

Putting the Chinese State in its Place: A March from Passive Revolution to Hegemony

The Chinese party-state has been depicted in three major forms by the existing studies – the authoritarian stat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corporatist state. These depictions, however, only offer a part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and have failed to grasp its totality. Drawing upon the theoretical insights of Antonio Gramsci,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naugurated in 1978 has been a top-down passive revolution and that, after three decades of reform,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state has been changing from steering the country’s passive revolution to establishing capitalist hegemony. However,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lthough the Chinese state has been undergoing a hegemonic transformation, capitalist hegemony has not been unambiguously established in the country. Some workers have given consent to the ruling class’s leadership, but a segment of workers has been able to transgress hegemony to formulate a radical critique of capitalists and the state. The transition to hegemony in China is a chaotic and tumultuous process of class struggles between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working class.     

法律和法官革命

面对新世纪 ,我们的法律和法官 ,都将面临巨大的变革。作为法官 ,所能做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培养现代法律之理念 ,理解其精神 ,感知其呼吸     

关于国民会议运动的几点看法

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的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出宪法,才能建立新的政府统一中国。”[1](P178)该主张逐渐为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各界人民广泛接受,并在1925年春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     

冲突法的范式进化论

冲突法迄今为止的发展是由主体性、主体间性和社会性三种范式的进化演变构成的。三种范式的根本区分在于其致思路径的差异。主体性范式立足于冲突主体的身份、法则及其利益来直观和直接地解决法律冲突;主体间性范式发展出“间性”思维以变革主体性范式的“极化”思维,要求从主体间的关系或者主体间的协调立场出发构思法律冲突消解方案;社会性范式以境域化的现象学思潮为背景支撑,构建出社会责任、公益责任和私益责任三位一体的冲突法新使命。社会性范式远非冲突法的终点,它自身再次暴露的范式危机表明冲突法的征程乃是一条永不休止的进化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