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次继受大陆法系与罗马法教学的转型简

清末中国第一次继受大陆法系,实际上继受的是这一法系中的德国法族,中国对于拉丁法族的继受开始于1989年意大利和中国订立法学交流协议后,从此,有70多名学者受教于意大利大学以及拉丁关洲国家的大学,把拉丁法族的精髓带入中国,形成中国德国学派和拉丁学派争鸣的格局,完成了对大陆法系的全面继受。第一次继受是被迫的;第二次继受是自愿的、和平的。由于第二次继受,中国的罗马法教学完成了转型,表现为更多地通过罗马法原始文献学习罗马法,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开始被作为罗马私法课的教材使用。     

科技在风险社会中的利益与风险分配——以转基因技术为视角

科技的发展促成了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有着向下层聚集的特点。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在转基因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利益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生产企业和科学家等获得,而风险却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消费者尤其是农民身上。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科技发展中,利益集团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更多风险,并在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大众的利益。     

生态文明视野下贵州资源型国企发展方式的转变

贵州国有资源型企业,是全省工业经济中高能耗、高污染的重要主体。基于生态文明视野,贵州资源型国企转变发展方式,对全省转变工业经济发展方式和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具有极其重大意义。针对贵州资源型国企转变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提出强化对全省资源型国企的约束,促使其转变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转型中的司法改革与改革中的司法转型

社会的综合转型制约着司法改革的道路选择、进程和成效。我国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通过司法改革的途径推动着我国的司法在理念、功能、目标、政策等方面的转型。     

基于STAT-3/NF-κB/ICAM-1通路探讨丹皮酚缓解小鼠结肠炎相关性结直肠癌的作用机制

目的 从STAT-3/NF-κB/ICAM-1信号通路探讨丹皮酚缓解小鼠结肠"炎—癌转化"的机制.方法 构建结肠"炎—癌转化"小鼠模型,ELISA法检测小鼠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白细胞介素1β(interl...     

合法性视域中的弱势群体问题研究

社会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突出和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的凸现,直接影响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并对党的执政合法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公民生态知行转化困境归因及克服路径

公民生态意识难以有效转化为自觉自发的生态行为,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教育进程中的显著困境之一。克服公民生态知行转化困境是减轻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塑造生态公民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生态知行合一在伦理价值层面的本质要求可知,完成生态意识内化、形成生态行为自觉是实现生态知行合一的关键。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功利化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和公民生态伦理教育自身的缺陷则是造成公民生态意识不能有效内化、生态行为驱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公民生态伦理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传播动员作用则是解决困境的可能路径。     

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

本文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对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必要性、目前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的若干对策.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后期偏差成因的再认识

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造成的个人集权、一刀切、强迫命令、“群众运动”的价值心理、恐右等是农业集体化后期出现偏差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