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基于西部X市的实地调研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改革作为现阶段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式,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改革模式：“三集中三到位”和“一枚印章管审批”。通过对西部地区X市开展实地调研,从公众满意度和政府职能转变双重视角出发对比两种模式,进而探讨“一枚印章管审批”同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适配性。分析可得“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模式更适宜在西部地区推广,但需要谋划建立科学机制以实现高效审批和审管联动。     

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行动指南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凸显了我们党对把牢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行动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把坚定“四个自信”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把握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牢牢把准正确舆论导向;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最大增量,已经成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抓手。     

论“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而形成的系统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丰富和发展。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与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中人民性的内涵、要求与实现保障

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是法律监督工作现代化的先导,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过程中人民性内涵的丰富,引领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行使方式的转变。坚持党对法律监督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人民至上、服务中心大局,捍卫宪法权威、维护法制统一是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进程中人民性内涵对检察机关提出的要求“。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的形成,丰富了检察机关的职能实践,使检察机关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三种履职”以改进履职方式为进路,从不同层面实现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整合与优化,是法律监督理念现代化中人民性内涵实现的保障。     

犯罪论体系的误解与澄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建构模式及对我国镜鉴

中国刑法学界一般在刑法总论探讨犯罪论体系建构问题,即定罪模式合目的性的考察与路径抉择。俄罗斯学界则通常在刑法分论探讨定罪问题,即所实施的具体社会危害行为与现行刑事立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之间合致性(符合性)的认定。我国刑法学界对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定罪机制)缺乏应有的认知,通常将德国“犯罪论体系”(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有责性)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相提并论,并因此而将移植于苏联的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置于同一层面进行比较。然而,基于错误认知进行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必然谬之千里。应在厘清俄罗斯犯罪论体系内含之定罪原理的基础上,摒弃无谓争论,合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论体系。     

关于在环境污染过程中第三方治理侵权责任的研究

随着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经济市场环境在逐渐趋向于透明化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能够使相关企业在市场发展中能够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企业自身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侵权责任,强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法律建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

政绩观是对政绩的总体认识和根本观点,解决的是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领导干部身上的具体体现,对领导干部如何从政、如何施政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政绩观是否端正,不仅影响到领导干部自身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兴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     

三关游

初春,是“三关浴”的旺季,请当地人赶着骡马驮上行囊,就可以潇潇洒洒地出发了。所谓“三关浴”,是指畅游位于保山市龙陵县龙新乡和德宏州潞西市交界处的三关热谷。出龙陵县城西行,经二关过双坡检查站,进一丘田,约行5公里山路便到了。三关河,如一首幽远的情歌,自东向西涌来,碧波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的“赶考”精神是在即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形成的,凝结了毛泽东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忧患思考和清醒认知。毛泽东的“赶考”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先进品格、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及勇于担当的历史自觉。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赶考”精神,要永葆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忘人民“考官”地位,以永不懈怠的“赶考”精神破解“两个大局”的时代考题。     

“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结合理路和实践原则——以毛泽东妙用中国神话典故为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具有历史、理论和现实层面的复杂缘由。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频繁运用和发挥中国神话典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话语形式、思想内容和文明形态上的多重结合理路。这为实现二者相结合积累了经验,也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