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激励科技创新

1．政府调控有力。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似乎不怎么管科技方面的事情，科技创新的工作似乎都是企业和大学在做，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形成了一套与“三权分立”的政体相适应的科技管理机制。虽然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全国科学技术活动的组织、协调与规划，但是行政、立法、司法三个系统都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科技工作的管理。通过有效的调控，联邦政府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推动着美国的科技创新不断向前。     

美国宪法中外国人的智慧

美国人在制宪过程中,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考虑了英国和法国人的相关学说,并使之制度化。有理由相信,英国的柯克、洛克、休谟、布莱克斯通和法国的孟德斯鸠,与美国实行联邦制、三权分立制、司法审查制和制定权利法案之间,存在一定的影响和承继关系。     

论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司法改革的目标之一。孟德斯鸠设计了“三权分立”和制衡理论,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司法独立理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司法与行政融为一体,没有真正实现过司法独立。当今,司法独立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宪法原则,司法独立与法治关系密切。完善我国司法独立制度,要求党在管理干部时严格依照一定的规范和程序进行;要求司法机关摆脱“泛行政化”的影响;要求司法系统内部保持相对独立;要求提高法官素质,实现比法院独立更重要的法官独立。     

中国不能搞“三权分立”

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做．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重温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论述．联系当前我国思想理论战线出现的主张对“三权分立”予以重新定义。把“三权分立”提升为适用于一切集团性利益主体的普遍规律和原则．并由此提出“三权分立规律说”的错误观点，有必要对“三权分立”制度作一番简要的分析．并从理论到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搞“三权分立”．这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理易卜拉欣·贾法里

2005年4月7日，伊拉克过渡政府总统塔拉巴尼宣布什叶派人士易卜拉欣·贾法里担任过渡政府总理。根据2004年3月8日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制定的《过渡行政法》(即临时宪法)，伊拉克实行三权分立的总理制。总理拥有行政大权，即在未来伊拉克政治架构中，处理国家事务的实权掌握在总理手中。随着过渡政府的运转，贾法里这颗巴格达政坛上的新星正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论观念和体制的更新是我国司法独立的关键

司法独立作为现代法治的重要原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一方面必须正确认识作为司法独立原则重要来源的“三权分立”学说，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前提下，借鉴“三权分立”学说严格分工与制约的合理形式，为司法独立扫除观念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必须建立以人民代表大会为顶点，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为两角的正三角形结构模式的国家机关相互制衡机制，并相应改革司法内部体制，为司法独立扫除体制上的障碍。     

西方宪政中“三权分立”的历史解释

从神秘主义或政府的内在价值出发解释"三权"分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要理解为什么是"三权"分立,需要从历史发展的视野中寻找答案.从历史上看,三权分立是政府职能不断归类和抽象的发展结果,是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探索制衡政治权力的历史结果.因此,三权分立制度是社会变迁、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是混合政体理论及其实践演变的目标,具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权力制衡片论

近代司法审查制度起源于美国,其理论基础为洛克与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以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的宪政思想,但该制度在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才正式建立。在以后的200余年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对维护美国宪法权威,制衡立法权和行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的排除之辩

对于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撤检派＂基于检察制度与＂权力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不兼容的理由而主张撤销中国检察机关的建制,而＂挺检派＂虽拒斥＂三权分立＂的理念,但同时又笃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原则＂,并以此作为主张维护和完善中国检察机关的＂理论根据＂或＂原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通过对＂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原则＂的前世今生以及是是非非的深入考察,以及对中国政权建构的原理和制度特色的精细解读,从中国政权建构的理念和政制上排除了中国检察制度与＂权力制衡原则＂的内在关联,则认为应当另辟蹊径,为中国的检察制度建构更科学的＂理论基础＂或＂原理＂。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几个问题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首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议行合一”的议会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于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有利于政治稳定。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是正确处理党与人大关系的重要原则,党必须进入人大执掌国家政权,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完善人大选举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和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与此同时,要加强人大的监督工作,加强人大对财政的监督,建立违宪审查机制,认真贯彻落实《监督法》。